[評論] 和平與崛起,中國能否兼得?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30608/c08allison/zh-hant/
和平與崛起,中國能否兼得?
小格雷厄姆·阿利森
馬薩諸塞州坎布里奇——周五,當奧巴馬總統歡迎中國新任國家主席習近
平,到加利福尼亞參加一場「便裝」峰會的時候,兩國政府的官員們肯定
都很緊張。雙方都為本國的領導人準備了一長串需要討論的事項,從網絡
攻擊、到貿易爭端、到朝鮮的愚蠢舉動,再到中國周邊海域的領土分歧。
官員們草擬了談話要點,許多人也希望一項歷史性的聯合公報正在準備當
中。
然而如果討論只是關於這些問題,那麼這場峰會恐怕就會錯失了一個重大
的機遇。我們應該希望,這兩位領導人能超越兩國政府官員的狹隘目標,
共同解決這兩個世界上最重要的國家共同面臨的重大挑戰。
簡而言之,美國和中國能否避開「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
自1500年以來,出現了15次崛起中的大國挑戰處於主宰地位的大國的情況
,其中有11次的後果是戰爭。奧巴馬和習近平能戰勝這種概率嗎?
兩千多年前,雅典將領和歷史學家修昔底德對伯羅奔尼撒戰爭(Peloponne
sian War)的起因提出了很有見地的解釋,針對這種情勢,他指出了兩個而
不是一個變量。他的一句名言寫道:「正是雅典的崛起和斯巴達因此而生
的恐懼,讓戰爭不可避免。」
修昔底德明白情況遠比這要複雜。但今天的讀者應該問問自己下面的問題
:公元前5世紀科林斯(Corinth)和科爾丘拉(Corcyra)兩座城市之間爆發的
外圍衝突,怎麼會引發連鎖反應,最終為雅典和斯巴達兩國帶來滅頂之災
呢?一個崛起的大國變得更為自信,而位居主導地位大國恐懼喪失優勢,
雙方蕪雜的盟友們則會把這兩方推向戰爭,這種局面的發生是一種內在的
趨勢。
我們過去不是沒見過這種規律的出現。將時鐘向前撥100年,1913年,正在
崛起的德國對當時處於主宰地位的大國英國產起了挑戰。而在之前的一個
世紀,英國已經習慣了主宰海洋。諾曼·安吉爾(Norman Angell)在1909年
出版的暢銷書《大幻覺》(The Great Illusion)中宣稱,現代戰爭已經過
時了,各國之間的經濟緊密交織,衝突的成本顯然會超過戰爭發動國所期
望的任何收益。那個時代的比爾·蓋茨(Bill Gates),安德魯·卡內基(A
ndrew Carnegie)在荷蘭海牙修建的和平宮即將竣工。他認為,永久和平的
時代即將到來,而這座建築則將成為一個見證。在寫給最親密朋友的一封
信中,他說道,「我為1914年1月1日送上新年的祝福,我深深地認為,國
際和平很快就會實現。」
可是六個月後,塞爾維亞恐怖分子在薩拉熱窩刺殺了一位大公,進而引發
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修昔底德陷阱(快速崛起的大國、處於主宰地位的大
國心懷恐懼,還有錯綜複雜的聯盟關係)把歐洲推向了深淵。到1918年,
所有最初的參戰者都受到了重創:德意志皇帝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II)退位、奧匈帝國瓦解、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Czar Nicholas II)被布爾
什維克黨推翻,法國和英國也都青春不再,財富散盡。
我的論點當然不是美中開戰不可避免。請考慮一下為數不多的崛起的大國
取代處於主宰地位的大國,而不發生戰爭的情況,即從19世紀開始美國與
英國的關係。美英兩國所謂的大和解出現之前,兩國曾有很長一段時間互
相懷疑、存在敵意,與現今觀察到的文化相近、相互友好、共同利益深厚
的情況形成了極大的反差。然而當時的和平局面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今天並
不具備的條件:那時處於主導地位的大國認識到,它在美國周邊並沒有強
有力的盟友,而且在距離本土更近的地方,還面臨著一個更大的威脅,它
沒有能力遏制挑戰者的崛起,因此應該轉而儘可能地容忍美國的願望。
今天,我們必須認識到中國超乎尋常的崛起,以及這不可避免地令美國感
到的失落(如今美國以為自己是自然而然的世界第一),構成了一個歷史
性的挑戰。在這些情況下,按部就班地做事、按部就班地處理官僚事務、
按部就班地領導國家通常會引發戰爭。因此,要在這種情況下避免戰爭,
就需要兩國領導人付出超乎尋常的努力,不僅要在一次峰會上這樣做,還
要花一代人的時間這樣做。
習近平和奧巴馬明白這一點嗎?兩人是否都明白,成功地管理今天唯一的
超級大國和正在崛起的未來超級大國間的關係,不僅僅涉及解決一個接一
個的問題,還面臨一個有着修昔底德規模的重大挑戰。
我們有理由期望這個問題的答案是肯定的。中國領導人曾經研究過大國崛
起的歷程。10年前,政治局一次集體學習的主題就是「15世紀以來世界主
要國家的發展史考察」。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Lee Kuan Yew)提到:「在
安全領域,中國明白美國付出的多得多,取得的優勢如此之大,直接挑戰
毫無意義。只有中國在發展和技術運用上超越美國,中國才能構想以武力
抗衡美國。」
這個背景之下,習近平在去年正準備接任中國領導人之際訪問美國時,呼
籲建立「新型大國關係」。兩國領導人現在有機會也有責任將這種設想轉
變為現實,而不僅僅是口號。
奧巴馬總統決定邀請中國新任領導人共度周末,坦誠地討論相互間的期望
和憂慮,這代表着外交的一大跨越。兩國領導人都明白,對他們二人來說
,最重要的問題都是本國的國家建設。
然而歷史在評價這次會面時,並不會根據解決的具體問題來評價,而是會
評價兩位領導人是否開始了認真地對話,討論在兩個大國間建立一種新型
的關係,從而彌合雙方的分歧與爭端,進而逃離修昔底德陷阱。
小格雷厄姆·T·阿利森(Graham T. Allison Jr.)是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
貝爾弗科學與國際事務研究中心主任。
翻譯:王童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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