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 陳嘉銘：這是一場公民「收回」國會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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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陳嘉銘 2014/04/07
壹、「318 公民佔領國會行動」，在我們憲政秩序中的定位或角色是什麼？
從三月十八號到今天，「318 公民佔領國會行動」已經延續了二十天。
首先我要邀請大家一起想一個問題：
學生佔領國會、年輕人佔領國會、公民佔領國會，這個單一和延續至今的行動，
在我們的憲政秩序中的定位或者角色是什麼？
許多朋友，可能已經長期參與各種政治和社會爭議活動：
公民演講和論壇、文化抗爭、街頭遊行、靜坐抗議、公民不服從、佔領行動。
當我們進行這些爭議活動時，我們作為個別公民或者公民團體，
除了和社會進行公共溝通，我們基本上處於一個憲政秩序中下位者的角色，
對抗那些擁有行政權和立法權，在上位統治我們的掌權者。
我們由下而上，對掌權者進行騷擾戰，迫使掌權者因為他們的政治計算而讓步。
可是，「318 公民佔領國會行動」，在短時間內、局部、動態地、不穩定地，
翻轉了公民行動在憲政秩序中的角色和位置。
兩年前美國 Wisconsin 州的州議會，被社會抗議者也佔領了十七天。
可是，318 佔領行動佔領的不只是州議會，而是國會。
這對世界來說意義完全不一樣。
「318 公民佔領行動」佔領的是什麼？
要類比的話，是美國的國會山莊，美國國會大廈。
美國國會山莊的英文叫做 United States Capitol。
這是什麼意思？
意思是說，這是整個美國最重要、最核心的一棟建築物。
美國民主憲政的心臟。
所以，這裡、這棟建築物，這不是普通的建築物，這裡就是 Taiwan Capitol。
整個台灣最重要、最核心的一棟建築物，這裡是民主政治的象徵，民主憲政的核心。
這裡就是台灣民主憲政的心臟。
因此，「318 公民佔領國會」，
不只是社會運動、公民論壇、遊行靜坐、不只是公民不服從、民主抵抗，
不只是那些在全世界發生的各種佔領行動。
他的本質是一個公民收回國會的行動。
我們英文應該叫他：The 318 Citizens’ Reclaim of Capitol.
「318 公民佔領（收回）國會」最大的意義是：
佔領國會的公民「象徵性地局部否定了」現行的「民主憲政」體制。
象徵性地局部否定了國會、總統、行政院、行政權的正當性。
當然，「318 國會佔領」不是否定全部的憲政秩序。
因為國民主權就是我們憲政秩序的最高原理。
「318 國會佔領」宣告行政權和立法權失去（局部）正當性。
因為他們嚴重違反了我們憲法中最重要的普世上位原則：
國民主權原理、分配正義原則、權力制衡和基本權利保障。
現有的下位階的憲法機制（政府體制和兩岸關係的界定）
和法律（不僅包括監督機制，還包括相關民主的選罷法、政黨法、黨產、公投法），
完全無法制衡，總統、國會和執政黨違背這些憲法上位原則。
黑箱版服貿協議，只是揭露了三個被常規化的基本事態邏輯，
嚴重侵犯了我們憲法的普世上位原則。
兩岸政商權貴聯盟的支配邏輯，
違反了基本分配正義、民主參與、基本生存權（包括維護基本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權。
行政權膨脹成失衡巨獸的政府和法律架構，違反了權力制衡。
國家被兩岸政黨私有化的運作過程，違反了實質國民主權原理。
以上三個邏輯都創造了拋售國民主權的幽暗空間，威脅了國民主權的根本存在條件。
是這些恐懼、憤怒和擔憂的明亮火焰，驅使年輕人和公民出來堅定地佔領（收回）國會。
張慶忠的三十秒，徹底揭露了整個遊戲規則背後長期的巨大醜惡結構。
三十秒如洪水潰堤，總統、行政院和國會瞬間失去了基本的政治正當性。
「318 公民佔領國會行動」不僅有局部否定行政和立法權正當性的象徵意義。
兩個多禮拜來，透過佔領國會行動的延續，一個個事件的發展，和人民的動態互動，
這些象徵意義正在一步一步轉化為一定的實質意義。
當然這些實質意義是有限、局部、不穩定的。
大家都記得林飛帆說：「總統，請接受人民的指揮」。
當他在那個時刻，說出這句話時，多數人民是認同這句話的。
林飛帆說出這句話，並非偶然。
而是國會佔領行動，確實在這些短暫的時刻，有足夠的「正當性」，站在總統之上，
代表人民指揮總統。
公民們邀請國會議員簽署切結書的行動，和林飛帆表達的意思一樣，也是在說：
「國會議員，請接受人民的指揮。」
而多數的人民是認同這個行動的。
因此，參與國會佔領的公民，不只在象徵意義上，而且在一定的實質意義上，
兩個禮拜多來，在我們的憲政秩序中，站在總統和國會之上。
我們接下來要問，多數人民認同國會佔領行動，他們支持的是什麼？
他們支持「佔領國會公民」擁有什麼權利？
人民不是支持這些公民行使總統的權利，也不是支持這些公民行使立法委員的權利。
當人民同意林飛帆說：
「總統，請接受人民的指揮。」、
「國會議員，請接受人民的指揮。」。
人民支持這些佔領國會公民，是支持他們擁有一個站在總統和國會議員之上，
這個憲政平面、憲政位階的權利。
參與國會佔領的公民們，很可能不習慣這樣身份的轉換。
可是，這或許是台灣公民運動史上第一次，不再是消極地從下而上騷擾掌權者。
公民佔領國會這個行動，已經在憲政意義上，站在總統和國會議員這些掌權者之上。
佔領國會公民，現在開始，要更積極地對自己和國家扛起負責。
貳、為什麼佔領國會公民，可以宣稱擁有國民主權者這個 mandate，也就是說，
這是一個 the people speak 的時刻？
所謂在憲政秩序上，「佔領國會公民」站在國會和總統之上，是什麼意思？
在我們近代的政治理論中，如果你去翻遍所有的書，你會發現，
什麼時候「人民」站在國會和總統之上？
那是 the people 出場的時候。
所謂的民主，
就是 rule by the people, of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The people，就是「人民」，也就是「人民主權者」、「國民主權者」。
什麼是 the people?
在平常的時候，我們作為個別的公民和團體，我們只是被統治的個別子民。
頂多，我們在選舉那天，好像做了主人。
可是選舉過後，我們又立刻被政治人物背叛。
我們平常的時候，不是 the people。
不是「國民主權者」。
只是個別被統治的子民。
什麼叫做 the people，什麼叫做「人民主權者」、「國民主權者」？
主權者是一個政治社群，一個國家，所有政治正當性的泉源。
所有政治和法律權威的最高來源。
他是最高的政治力量，所有其他力量都來自於他。
依照民主政治和我國憲法中的國民主權原理，立法院和總統的權利，
都來自於 the people，也就是「人民」的授權。
在我們的憲政秩序中，「人民」是主權者，他站在國會和總統之上，也站在憲法之上。
「人民主權者」透過每個人的同意，簽訂社會契約，決定我們最基本的生活方式。
「人民主權者」也制定憲法，決定政府體制，託付我們的意志給政府和國會執行，
授予正當性給政府和國會去執行他們的權利。
當佔領了國會那一刻起，當人民支持佔領的那一刻，當人民支持佔領國會公民，
以「人民」之名指揮總統和國會議員的短暫時刻。
佔領國會的公民們，所站的憲政平面，這個位置就是國民主權者的位置，
就是 the people 的位置。
當然，有各種不同的聲音、名嘴們，質疑佔領國會公民，不能完全代表「人民」。
這是一個假問題。
「人民」千變萬化。
沒有人可以代表人民，
可是每個人，總統、行政院長、國會、名嘴、媒體和所有職業政治人物，
都宣稱他們在代表「人民」。
所謂的「人民」，本來是一種宣稱和主張的競爭。
「國民主權者」或者「人民主權者」的實體或真身，從來沒有在歷史上存在過。
古典的國民主權論，在這個意義上，需要被改進。
我們有的只是在政治、權力和道德正當性的場域中，
各種試圖代表「國民主權者」的宣稱和主張的競逐。
沒有一個完美的民主制度，讓我們早上打開眼睛，
就可以安心指認「國民主權者」在哪裡。
「國民主權者」在哪，必須來自於每一個人內心，對各種主張和宣稱的判斷。
「國民主權者」最終座落在每個公民的內心。
「佔領國會公民」，不會是「國民主權者」的實體或真身。
但是，「佔領國會公民」，這兩個多禮拜，卻有足夠的 mandate，
站在「國民主權者」這個憲政平面說話，
握有門票進入競逐代表「國民主權者」的場域。
Mandate 是什麼意思？
它最原始的意義是天命，但是在民主社會，mandate 就是全民的付託。
真正的問題是：
為什麼佔領國會公民，有這個 mandate（全民付託），
站在「人民主權者」的憲政平面做出「主張」？
這不是隨便得來的。
憲法學者、總統、行政院長、立法院長、政黨主席、資本家、兩岸政商權貴聯盟，
都沒有站在「人民主權者」憲政平面的 mandate。
他們都沒有這樣的道德和政治的正當性高度。
他們頂多只有他們身為總統、國會議員等等身份，擁有的權限和他們宣稱的民意支持。
「佔領國會公民」擁有的 mandate，只是競逐「國民主權者」的說話權，而不是說，
他們已經實質擁有了國民主權者的 mandate。
然而，要擁有競逐「國民主權者」的 mandate，需要三個非常嚴格的條件：
第一、制高的道德正當性。
「佔領國會公民」擁有比總統和國會更高的道德正當性。
「318 公民佔領（收回）國會」行動，擁有制高的道德正當性，有兩個原因：
（一）我們的總統和國會，嚴重違背了憲法的普世上位原則，
進行未經人民同意的巨大財富重分配、無限膨脹行政權、
和製造拋售和威脅國民主權的空間，我們沒有任何制衡機制，
可以在造成巨大、無可挽回的傷害之前，矯正他們。
他們的行為，自我貶抑到失去統治的道德和政治正當性。
（二）佔領國會公民的訴求，必須一致性地符合國民主權者的道德構成條件。
包括訴求的憲政、法律和政策，
必須給予每個公民平等的道德考量、必須能預期擁有平等政治影響力的公民們，
都會合理同意這些訴求。
如果失去這幾個條件的話，「國會佔領行動」就會失去道德正當性。
關於國民主權者的道德正當性構成要件，我會再回來補充。
第二、充分的政治實力。
五十萬人民上街頭，民調也顯示，有超過半數的民意認同佔領國會行動，
這就是佔領國會公民的政治實力。
只有道德正當性，沒有政治實力，
「佔領國會公民」不會擁有站在國民主權者憲政平面的 mandate。
但是，這也顯示了兩個「國會佔領行動」要挑戰的困難：
（一）民意的認同是一個動態的社會過程。
「收回行動」會面臨國民黨撲天蓋地的資本、權力和尋租媒體的徹底反擊。
（二）要解決第一點困境，我們必須把「認同」國會佔領的民眾，
轉變為「參與」國會佔領的公民。
讓「國民主權者」平面的「宣稱」競逐，從象徵性變得更具有實質性。
這需要非常有創意的活動設計。
如此可以相當程度抵抗媒體、權力和資本對「收回行動」的攻擊。
因為政治實力是一個動態的社會過程。
「佔領國會公民」宣稱的國民主權者平面的 mandate，
一定只是部份、暫時、不穩定，可能即時散去的。
這都無妨，也是民主常態。
但是，一方面，我們要盡力擴大民眾的「認同」和實質「參與」；
另一方面，我們要準確地知道在這段有限、寶貴的時間內，
作為「國民主權者」的基本任務有哪些，去完成它們。
這樣動態、局部、不穩定的「人民主權者」，
也是台灣經驗和古典主權理論不完全相符的地方。
古典理論中的主權，具有最高性和不可分割性，他擁有所有不可分割的權力，
只能由他來決定他下位的權力的分割和安排。
可是因為佔領國會公民的「國民主權者」憲政平面門票，
來自於暫時、局部和不穩定的支持。
導致他只能針對局部的憲政體制、法律和政策
（也就是上面提及的造成黑箱服貿爆衝，背後的整個憲法、法律和政策結構），
做出「國民主權者」位階的主張。
這再度說明了，「佔領國會公民」，不是傳統的實體主權者，
而只是站在主權者憲政平面的主張競逐者。
第三、人民支持「佔領國會公民」站在「國民主權者」的憲政平面。
因為總統和國會明顯違背了憲法中的普世上位原則，
所以人民允許「佔領國會公民」說：
「總統，請接受人民的指揮」，「國會議員，請接受人民的指揮」。
「318 公民佔領」擁有這三個條件：
制高的道德正當性、充分的政治實力、和人民對國民主權者的憲政平面的支持。
這是為什麼「佔領國會公民」有門票，進入「國民主權者」這個最高的憲政平面，
競逐主張。
在民主憲政正常運作時期，
「人民」作為一個主權者是隱性的、惰性的、消極、被動的。
The people 平常 do not speak，是不講話的。
平常時期，「國民主權者」憲政平面，這個憲政球場是空曠、沒有玩家的。
「人民」讓政府和國會議員代表他們行使他們的付託。
可是，當國會和政府明顯違反人民付託的時候。
當人民驚恐地發現常規民主體制，
無法即時避免「巨大之惡」、避免「無可挽回地傷害」，
如此明顯違反人民付託的缺失的時候。
「人民」、「人民主權者」就必需要出場。
人民開始積極說話。
The people speak!
參與國會佔領的公民們，這兩個多禮拜，
在立法院內外不停演講、討論，和總統、行政院長和國會對話，和人民對話，
就是 the people 在積極說話，積極活動。
這時，我們的憲政秩序開始進入一個非常時刻。
「人民主權者」變成了是顯性的、活動的和積極的。
人民說話了。
在這樣的非常時刻，最偉大的民主政治哲學家會說什麼？
洛克是一個英國哲學家，他是影響美國革命最重要的思想家。
他會說，因為政治社群的最高政治權力只能有一個。
當人民出場時，when the people speak，行政權和國會就瓦解了，
因為「人民主權者」拿回了他們原本的付託。
盧梭，影響法國大革命最重要的思想家。
盧梭會說，「人民主權者」出場，也就是「公民大會」出場的時候，
所有的政府活動和行政權都要暫時終止。
我們立法院內外舉辦各種公民審議會議、人民議會，不是偶然，
這是「人民主權者」的自然邏輯，我們就是在進行一場盛大的公民大會。
當「國民主權者」出場的時候，所有的行政權和立法權都被拿回付託，
或者瓦解、或者暫時終止、或者必需接受人民指揮。
這樣的非常時刻，盧梭很平凡地叫它「公民大會」。
可是，洛克叫他什麼？
大家知道洛克叫他什麼嗎？
革命。
「318 公民佔領（收回）國會行動」是公民大會？
還是革命？
答案很簡單。
如前所論，「佔領國會公民」不是古典意義的實體國民主權者，
只是站在「國民主權者」憲政平面的主張競逐者。
因此我們無法完全套用洛克和盧梭的主張。
他們的主張，只是給我們這樣的啟示：
「318 公民佔領（收回）國會行動」該類比的對象、格局和意義，是民主憲政中，
「人民主權者」出場的時刻。
參、我們現行的憲政體制和法律，只會愈來愈遠離「國民主權者意志」。
因為憲政體制和法律漏洞，難以抵抗中共黨國帝國主義不斷加強的支配。
「佔領國會公民」，今天以「人民主權者」的身份出場，並非偶然。
很不幸地，今天的行動幾乎是必然。
因為，我們從反媒體壟斷以來，已經知道台灣真正面對的危機和困境，不是中國人民，
而是中共黨國帝國主義的支配。
帝國主義是什麼意思？
人們常常拿帝國主義來亂罵人，美帝、俄帝、日帝。
在政治學上，帝國主義有一個非常明確的定義。
當你的國家的統治階級或統治集團，他們能夠維持他們統治權力和地位的根源或基礎，
必須來自一個外來的政治勢力支持，而不是來自本國人民的支持，
你的國家就是被這個外來的帝國主義勢力支配。
這是一個客觀的支配結構。
就算我們的執政黨和政治人物，沒有這樣的狼子野心。
可是客觀的支配和誘因結構不需要討論主觀意願。
這個客觀的結構，從上次總統選舉看來已經存在。
中共的黨國帝國主義不斷在加強對台灣的支配。
台灣社會這幾年來累積的抗爭過程，事實上，已經發現，現行的憲法、政府體制和法律，
在面臨中共黨國帝國主義支配時，都不足以確保我們的「國民主權者意志」被實現。
什麼叫做「國民主權者意志」？
大家要知道，「國民主權者意志」，不是任何民意調查或者多數決而已。
不是說，民意多數支持我們，我們就是「國民主權者意志」。
「國民主權者意志」必須具有制高的道德正當性，符合三個基本道德條件：
第一、「國民主權意志」，要求所有的基本制度、法律和重大政策，
在重大的利益、權利和負擔的分配上，都必須真正給予每個人平等的道德考量，
不管是富人、窮人、身心障礙、鰥寡孤獨，都給予平等的道德考量。
這就是憲法上位原則中的分配正義原則、生存權和工作權。
我們樂意進行兩岸經貿、文化和社會交流。
但是我們要審慎因應，
交流效應帶來一場未經人民同意的巨大財富重分配、生活方式的劇烈改變、
和政治權力的巨大重分配。
我們現行的下位憲法體制和法規，
完全沒辦法抵抗中共黨國帝國主義支持的兩岸政商權貴聯盟，
掠奪我們的分配正義、基本權保障和基本生活方式。
第二，「國民主權者意志」的形成，必須給予每個人真正平等的政治影響力，
不只是每個人有一票，而且要有真正平等的影響力。
可是我們看到海峽兩岸政商權貴聯盟擁有的政治影響力，
遠超過我們其他個人公民和群體。
第三，「國民主權者意志」，必須真正獲得每個人一致的同意。
這要如何可能？
任何事情都無法獲得所有人一致的同意。
可是，在民主社會，大家一定會同意前面說的兩個條件：
每個人都必須被平等道德考量，每個人都要擁有平等的政治影響力。
也就是說，當我們要「主張」任何「國民主權意志」的時候
（任何「國民主權意志」都是「主張」的競爭），我們要考慮，
「在給予每個公民平等道德考量，以及每個公民擁有平等政治影響力的前提下，
預期每個公民都會合理同意的內容是什麼。」
符合這些前提，才能是我們作為「國民主權者」的主張。
其實這也就是「公共性」和「公民性」的真正意義。
我們要訴求的任何憲政、法律和政策的主張，都必須符合這些原則。
這樣的「國民主權者意志」，聽起來像空中樓閣。
我們怎麼可能真正獲得每個人的同意，怎麼可能給予每個人平等的道德考量，
怎麼可能給予每個人平等的政治影響力？
但是我們相信透過比較好的憲法、基本制度、民主制度、法律規範和公民教育，
我們可以盡量試著不斷接近「國民主權者意志」，雖然我們也許永遠不能完全實現它。
剛才說到，「佔領國會公民」有制高的道德正當性。
這樣的道德高度來自哪裡？
只能來自，我們試圖去實現，我們上面說的「國民主權意志」的三個道德條件。
「佔領國會公民」的每個行動，都必須在致力促進這三個道德條件的實現。
雖然我們也許永遠無法完全實現這麼理想的「國民主權意志」。
但是我們知道現行的下位憲政體制、相關法律和政策，
在中共黨國帝國主義不斷強化支配的情況下，我們完全無法以任何方式，
接近「國民主權者意志」，而且只會愈來愈遠離它。
這是為什麼從以前到現在，所有的運動，總有一天，
我們必需要以「國民主權者」的身份出場。
這是我們面臨的處境的必然，不是偶然。
這也是為什麼佔領國會公民，以「國民主權者」的身份出場，被這麼多群眾支持。
我們發現，人民也發現，面臨這麼險惡的處境，「人民主權者」必需說話。
The people must speak，必須收回他之前交付的付託。
這是不是藍綠之爭？
除非藍的定義是接受中共黨國帝國主義支配，不然，
這應該是反支配的所有中華民國公民、台灣公民都必需說話的時刻。
「318 公民佔領（收回）國會」是一場台灣政治板塊的深層變動。
想要操弄成傳統藍綠鬥爭的政客和論述，都是迴避我們共同面臨支配處境的作為。
肆、主權者的工作是什麼？
「人民主權者」出場，真正屬於他的工作是什麼？
真正被期待的工作是什麼？
不只是換掉某個政府官員、國會議員，也不只是修改或訂定某個法律或條例而已。
「佔領國會公民」，並不打算完全否定我們的憲政秩序，只透過合理的政治壓力行動。
「國民主權者」出場真正的工作，是凝聚全民的意志和向心力，重新簽署一個，
每個人都會合理同意的，屬於全民的「社會契約」。
所有的民主國家，都有一個核心的社會契約，
這是全民充滿感情認同、活生生的「基本生活方式」，活生生地活在每個人的內心。
它通常以憲法的形式出現，可是他也以重大政策取向的形式出現，像羅斯福的新政，
大規模的社會福利，也是一種社會契約。
我們作為「人民主權者」的基本任務，就是要去 renew，
去更新我們這個社會最根本的社會契約，更新我們每個人和每個人之間最深的約定。
我們要重新釐清人民的基本權利、確立重大利益、權利
和負擔分配的公平原則、政府體制、和兩岸關係。
我們希望經過這些修正和釐清，接下來的民主憲政運作，
可以實現能夠去逼近「國民主權意志」的正常民主憲政體制。
我們希望我們 the people 不需要一直出來說話。
我們之所以出場，是因為我們希望我們最好不要常出場。
這是人民的心和渴求，我們需要一份新的社會契約，要一個新修訂的憲法，團結起來，
凝聚起來，一起抵抗我們面臨的支配。
這是為什麼，除了對黑箱版服貿內容的質疑，對先立法後審查的訴求，
「佔領國會公民」還要求召開公民憲政會議，
甚至訴求修訂各種優化民主政治的法律（黨產、政黨、選罷法、公投法）。
有人可能問說，如果馬政府不接受公民憲政會議的要求，怎麼辦？
沒關係，那我們民間就自己辦。
我們就下鄉，319 個鄉鎮，一個一個下鄉辦鄉鎮公民憲政會議，辦得熱熱鬧鬧，
然後再回到中央用母體抽樣的方式，再辦一個中央級的超級公民憲政會議，
提出我們整個民間、所有公民經過各種討論，對憲法修改的主張。
我們讓國民黨他們自己去玩選舉民主，我們用選票教訓他們。
但是我們也為民主開拓了一個新的場域，用審議和憲政公民會議的方式實踐民主。
因為我們現在以佔領國會的「國民主權者」的憲政平面高度，丟出公民憲政會議，
我們也已經為了未來的公民憲政會議，提供了主權者位階的道德正當性和政治動能。
即便我們今日退場，離開了國會，未來的公民憲政會議，
都會有足夠的道德正當性和政治動能，繼續延續下去。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已經在最關鍵的地方，成功了。
而且，我們今天站在「國民主權者」的憲政平面提出這個訴求，
這一定會是我們憲政史上最重要的歷史紀錄。
即使我們一時沒辦法實現公民憲政會議，在我們的憲政史上，未來一定會有新的人民，
一代一代，不斷被我們現在提出的公民憲政會議鼓舞、啟發和召喚。
一定會有一代一代的人，試圖完成這個理想。
伍、讓「國民主權者」從「象徵」轉為「實質」
最後，「認同」佔領國會的公民們，可以作什麼？
「佔領國會公民」在「國民主權者」憲政平面競逐主張的 mandate，
一定只是部份、暫時、不穩定，可能即時散去。
遊走在象徵性和局部實質性之間。
但是，公民們可以盡量試著不僅是「認同」，而且更實質地「參與」佔領國會行動。
讓佔領國會的「國民主權者」的意義，從「象徵性」意義，
轉變為更具有「實質」意義，並進一步擴大和加深「實質」的內涵。
當然，這也需要目前參與國會佔領的公民們，有創意地，
規劃更多、更好的實質參與方式。
舉例來說，幾千人、幾萬人的公民大會，幾十萬人的公民大會，幾百萬人的公民大會，
真正進行實質公民審議的公民大會
（在電子時代，公民審議的公民大會甚至可以是網路的！）。
各種各樣的公民大會！
這些都是充實國民主權者實質意義的方式（當然也有其他方式）。
「佔領國會公民」終有一天會從國會退場。
但是那一刻也是這場行動孵育的「認同」行動的心全面進場之時。
公民們在這裡訴求的「國民主權者」的實質意義愈大，
愈積極去實踐我們憲法的普世上位原則，
愈能彰顯我們現行下位憲政體制、相關法律的破敗。
愈能在退場後的政治場域，在道德正當性和政治動能上，
促進「318 佔領（收回）國會行動」目標的實現：
我們要一份新的社會契約。
從象徵到實質地烙下「人民主權者」的足印，
參與「318公民佔領（收回）國會」這趟短暫、驕傲的主權者航程的夥伴們，
我們一起共勉。
（作者為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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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we beat on, boats against the current,
borne back ceaselessly into the past.
於是我們奮力前進，卻如同逆水行舟，註定要不停地回到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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