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得] 杜思妥也夫斯基

看板Fiction作者GodTaipei (上帝)時間9年前 (2015/03/14 01:30)推噓7(7推 0噓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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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思妥也夫斯基 Dostoyevsky, Fyodor (Mikhaylovich) (1821.11.11,俄羅斯莫斯科～1881.2.9,聖彼得堡) 亦譯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ovsky亦作Dostoevsky。俄羅斯小說家、新聞雜誌業者、短篇故事作家，其作品以人性黑暗面的心理描述，加上他卓越的啟發契機，對20世紀小說界具有深廣的影響。杜思妥也夫斯基在他的《罪與罰》 (Crime and Punishment)、《白癡》(The Idiot)、《群魔》(The Possessed)和《卡拉馬助夫兄弟們》(The Brothers Karamazov)等作品中，都把藝術當作傳達生活智慧和心靈激情的媒介，這些作品使他贏得世界最偉大的小說家的聲譽。早年和文學生涯的起步　　杜思妥也夫斯基於1821年11月11日出生於莫斯科。其父親曾是一名軍醫，性格冷酷，在家中剛愎嚴峻，令人生畏。若干年後，杜思妥也夫斯基在憶起這個無保障的中等階級家庭時，曾把自己稱為「知識分子無產者」。其家庭背景，和可以與他匹敵的出身於有文化的貴族階級的屠格涅夫和托爾斯泰相比是完全不同的。在莫斯科受完早期教育後，杜思妥也夫斯基16歲時入聖彼得堡軍事工程學校讀書。在操練和學習築城學之餘，他擠出時間閱讀俄國文學和其他歐洲文學作品，特別是合乎他口味的那些帶有暴力和犯罪情節、富於傳奇色彩的小說。他在這個性格形成時期的情況鮮為人知，但他看來曾和軍校同學晚間外出遊玩吃喝，交際應酬，聽音樂，上劇院，結交女友。他還曾渴望榮譽，嚮往自我犧牲的壯舉和理想主義的友誼。　　畢業後不久，杜思妥也夫斯基跨出了勇敢的一步，他辭去職務而把全部時間用於寫作。他幾乎沒有任何經濟收入，他的母親已經去世，被農奴殺死的父親只留下很少的錢。不過，這時他已經完成了一部中篇小說《窮人》(Poor Folk,1846)的手稿。他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讓一位青年朋友把手稿交給一位有名望的文學批評家別林斯基(Vissarion Belinsky)。這位批評家接見了他並讚揚他在揭示小說主角內在氣質方面的藝術天賦。許多年以後，杜思妥也夫斯基還能記起他當時欣喜若狂的心情。別林斯基當時說︰「真理已經展現在您的面前，並宣告您是一位有天賦的藝術家，請珍惜您的這份天賦吧!只要始終不渝地忠於真理，您就會成為一位偉大的作家!」　　《窮人》算不上是一部上乘之作，它帶有初學者創作技巧上的缺點，但別林斯基的讚譽具有先見之明。他稱它是俄國第一部社會小說，因為它講述了一個窮困潦倒的上了年紀的小職員，以透著傷感的慈父般的愛掩藏他對一個孤女的愛戀，又為爭取社會的尊重，而在絕望中掙扎的故事。它顯示了作者對窮人在愛情上悲劇性命運的非凡洞察力，說明窮人是當代社會下殘酷環境的犧牲品。杜思妥也夫斯基對作品主題的駕馭贏得了讀者的熱烈反應，因為他開拓了一個新的領域，即著眼於強烈的心理描寫，從內心深處考察主角的衝突。他在給哥哥米哈伊爾(Mikhail)的一對信中這樣說明他的創作方法︰「我透過分析而不是透過綜合進行寫作，也就是說，我透入內心深處，從分析每個原子中尋找出整體。」他確實開創了俄國寫實主義小說的一個獨樹一幟的流派。　　相對而言，在因他最初的成就而把他視為名流的文學圈子裡和社交界的沙龍裡，這位年輕作家卻沒有樹立引人矚目的個人形象。這個長著一雙灰色的小眼睛和一付不時神經性抽搐的嘴唇、一頭黃髮、滿面病容的矮小男子，在這種社交場合總顯得手足無措，侷促不安。於是他躲避到寫作中去，並且很快又寫出了另一部中篇小說《雙重人格》(The Double,1846)。這種對「性格分裂」的文學描寫(戈利亞德金〔Golyadkin〕,一個小公務員，飽受日益加重的被迫害狂病症的折磨，他恍忽感到遇上一個與他長相一模一樣的人，那人卻領著一幫人陰謀陷害他。)使讀者感到厭煩，也使他未能得到別林斯基的好評。然而，「雙重人格」，即自我分裂的男子或女子，在他日後那些著名的長篇小說的人物中始終扮演著重要角色，儘管其臨床病理的色彩較為減少。　　杜思妥也夫斯基在1846～1849年間發表的一系列中短篇故事、小說等，並未引起多大注意。他曾雄心勃勃地計畫寫一部大部頭的長篇小說《涅陀契卡 ‧涅茲凡諾娃》 (Netochlca Nezvanova,1849)，他本來是有可能透過這部作品重新贏得他的讀者的。這部小說講述一個年輕姑娘愛上她剛愎的繼父的故事，這些構思和形象曾反覆地再現於他後來的作品中；但小說只發表了三個較長的章節他就因犯有所謂顛覆罪而被捕，他的寫作因此中斷，他文學創作的第一時期也告結束。這些早期作品既反映了聖彼得堡生活對文學的影響，也反映了他本人對這種生活的觀感。不過，心理和精神上的自我反省，也注入到他對其人物的思想感情的深入分析之中。這第一個時期儘管短暫，卻表明了他未來創作發展的主要方向。流放西伯利亞　　杜思妥也夫斯基被沙皇尼古拉一世高壓統治期間爭取政治和社會改革的運動所吸引，參加了在理想主義者彼特舍夫斯基(Mikhail Petrashevsky)家每星期舉行一次的討論，對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的思想進行辯論。還有證據表明他參加一個範圍更小的核心小組的祕密集會，計畫印刷非法的激進小冊子。政府懼怕西歐革命在俄國的傳播，於1849年4月下令逮捕了彼特拉舍夫斯基小組的成員。經過長時期的調查，他們之中的21個人，包括杜思妥也夫斯基在內，被判死刑。對於在沙皇宣布減刑赦令之前等候被處決的可怕經歷經常出現在他後來的作品中。他被改判到西伯利亞的鄂木斯克(Omsk)監獄服4年苦役，然後再服4 年兵役。　　杜思妥也夫斯基把他所受的刑罰看作必要的贖罪，他認為自己犯了嚴重的罪行。他開始把許多和他一起在鐐銬、惡臭和苦役中生活的平凡囚犯看作是「非凡的人」；但心靈的極度痛苦不時地摧殘著他，據他說他第一次犯癲癇病就是在這個時期，這種病一直折磨了他許多年。在監獄裡,唯一准許閱讀的書是《新約全書》。這本書他多次反覆閱讀。它減輕了牢獄生活的痛苦，並且教給他對基督新的信仰，相信只有基督能拯救有罪的人，給卑微的心靈新的生機。他的監獄生活體驗對他以後作為一個作家和思想家的發展十分重要。青年時期的激進思想已轉為對既有秩序的尊崇和普救眾生的信念；基督以受難拯救人類的教訓和俄國正教教會的精神具有了更深的含義；監獄生活為他進一步研究被欺凌與被侮辱者提供了豐富的素材。　　1854年獲釋後，他感到在西伯利亞城市塞米巴拉金斯克(Semipalatinsk)服兵役在某種意義上比蹲監獄更令人厭煩。他工作盡職。最後還當上了一名低級軍官，結交了幾個朋友，他一再請求他哥哥給他郵寄書刊以彌補他在讀書方面的巨大空白。這一時期唯一的大事是他在1857年同有一個寡婦(其兒患肺病)結了婚，後來的結果證明這是一樁不幸福的結合。經濟負擔的加重，使他在被迫沉寂數年以後更迫切地希望重新握筆寫作和恢復他在文壇的地位。他先寫了一篇喜劇式的小說，它和他在獄中有關小說的各種構想沒有什麼聯繫。《叔叔的夢》(Uncle's Dream,1859)只是一篇娛樂消遣性的故事，是仿照早先的俄國小說家果戈里(Nikolay Gogol)的筆法寫的諷刺作品，它譏諷了一個省城(其原型多半是塞米巴拉金斯克)的偽善的上流社會。在這篇故事之後，接著很快又寫出了一篇更有分量的中篇小說《斯捷潘奇科沃村及其居民》(The Friend of the Family,1859)，其主要人物奧皮斯金(Opiskin)又是一個雙重性格的人，這個人物形象使這篇作品避免陷於平庸。這兩部作品都沒有引起評論家們的注意。它們發表後不久，杜思妥也夫斯基就獲准回到他所喜愛的聖彼得堡，在他身帶鐐銬離開它整整10年之後重新獲得自由。重登文壇　　首都的激進派熱切地把他當作一個過去的政治犯加以讚頌，但他斷然拒絕了他們和他們的思想，尤其是他們對宗教的嘲笑。他贊成新皇亞歷山大二世提倡的社會改革。1860年他出版了第一部作品集，次年和哥哥共同創辦了《當代》(Vremya)雜誌。該雜誌宣布自己的立場是從思想上調解兩個最主要的知識分子派別——西歐派和斯拉夫主義者。兩派那時都表示迫切希望聯合民眾，拯救俄國。他在報刊文章和小說中所表達的這種得人心的態度使雜誌大獲成功。他原有的和新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如詩人邁科夫(Apollon Maykov)和文學評論家格里戈里耶夫(Apollon Grigoryev)和斯特拉霍夫(Nikolay Strakhov)當時都齊聚在他和《當代》雜誌周圍，他們對他後來的政治、社會和藝術觀點有相當的影響。　　《死屋手記》(The House of the Dead,1861～1862)的問世使杜思妥也夫斯基早先在文學界的聲望得以恢復，並且使刊載這部作品的《當代》雜誌開始享有盛譽。屠格涅夫非常讚賞這部作品，托爾斯泰也把它譽為杜思妥也夫斯基最佳之作。雖然作品寫的是一名因謀害妻子而被判處監禁苦役的人的回憶，它實際上是杜思妥也夫斯基監獄生活的生動寫照。他竭力客觀真實地描繪監獄生活，對那些獨特的罪犯進行透徹的心理探索，透過動人的情節以象徵手法表現了這些被遺棄者失去自由的痛苦。在大約同一時期，他在《當代》雜誌連載了他的長篇小說《被欺凌與被侮辱的》(The Insulted and Injured)，它講述了一個女人如何不顧家庭和習俗的反對而把自己的愛奉獻給一個男人。作品觸怒了評論家，但贏得了廣大讀者的喜愛。至少有幾個人物形象，如女主角娜塔莎(Natasha)——他的第一個充分描寫了其感情矛盾的女性代表人物、小涅莉(Nelly)——一個反映作者對兒童心理有深刻了解的人物、以及縱情享樂的惡棍瓦爾可夫斯基(Valkovsky)，是作者後來幾部主要長篇小說中的更加感人的人物的雛型。　　到1862年夏季，《當代》雜誌的收入使杜思妥也夫斯基得以實現他的夙願，他第一次出國旅行。這次旅行促使他寫作了發表在雜誌上的著名文章《冬天記的夏天印象》 (Winter Notes on Summer Impressions,1863)，他在其中宣稱，他所看到的歐洲文明的種種弊病增強了他對俄國崇高使命的信念，條件是俄國要能避免西方的那些流弊。然而，就在這一年，政府認為《當代》登載的斯特拉霍夫的一篇文章沒有愛國心，因而把該雜誌查封。杜思妥也夫斯基在這個危機時期，借錢再度出國，表面上是去治療癲癇，但實際上是想到德國威斯巴登(Wiesbaden)的賭桌上去試試他的運氣，同時去和與他關係密切的一位年輕的雜誌撰稿人蘇斯洛娃(Polina Suslova)幽會。他在這兩方面都運氣不佳，但他從這個怪女人的愛恨交織的感情持續獲得的種種體驗，被寫入了他的一些小說，成為小說裡「惡魔般的女人」的素材。　　杜思妥也夫斯基回俄國後得到了一小筆遺產，這使他能夠和他的哥哥一起創辦一份新的雜誌《時代》(Epoch)，雜誌第一期刊登了他出色的《地下室手記》(Notes from the Underground,1864)的開頭部分。儘管這部作品部分地是為了譏諷那些認為人能夠受合理利己主義支配的激進社會主義者，但它的無名主角也是他本人的一個深刻剖析者，一個徹底異化的個體，對他來說，沒有什麼真理是絕對的，一切善都是相對的。他的雙重性是由意志和理智之間的基本衝突造成的。這部作品標誌著作家在塑造人物的方法上的改變，即突出主角的自我反省，把重點集中於發生錯位的人在現實的可以接受的世界上的精神生活。《地下室手記》實際上是他後來一系列巨著的哲學引言，因為那些小說裡涉及道德、宗教、政治和社會觀念的所有主題思想，幾乎都已出現在這部作品之中。巨著問世時期　　1864～1865年杜思妥也夫斯基災難壓頂，他的妻子和哥哥相繼去世，負債累累的雜誌也陷於崩潰。由於害怕被關進債戶監獄，他攜帶了預付書款逃往國外。他又一次把希望寄托在賭博上，已經成了一個狂熱的賭徒。也許是打算結婚(在聖彼得堡，他已經幾次在愛情方面遭到挫折)，他再度安排了與蘇斯洛娃的會面。他在威斯巴登被她所拋棄，又在賭場把錢輸得精光，落到了典當衣服的地步。他向朋友們借債以便償付旅館費用和回俄國。有一封信是寫給一位期刊的編輯，向他預支另一本他題名為《罪與罰》的小說的稿酬。錢終於寄來，他於1865年10月回到了俄國。　　《罪與罰》(1866)的構思大概可以追溯到杜思妥也夫斯基身陷囹圄的那個時期。在醞釀這部小說寫作的筆記的許多篇頁上，反映了作家對小說的藝術細節始終縈繞於懷(他為後來的一些小說也作過這樣的筆記，這些筆記說明了他的創作方法)。這部著作在某種程度上是一部社會小說，以金錢作為中心問題。它涉及激進派青年的唯物主義思想，這部作品的窮困主角拉斯科爾尼科夫(Raskolnikov)，就是這些青年中的一員。拉斯科爾尼科夫是一個對社會具有叛逆思想的虛無主義者，他在善與惡之間掙扎，理智取代了活生生的生命過程；他的為了人道主義目的不惜採取罪惡手段的有害理論導致他去殺人。在獄中，他放棄了驅使他違反道德準則的思想上的高傲，認識到幸福不能靠合乎理性的生存方法獲取，而必須透過受難去贏得。書中的次要人物如馬美拉多夫(Marmeladov)，他的妻子、曾身陷賣淫窟的索尼亞(Sonya)，以及斯維德里加洛夫(Svidrigaylov)，也都描繪得栩栩如生。這部作品為人們所熟悉的謀殺疑案小說的懸疑開闢了新的天地，給它注入了引人入勝的哲學、宗教和社會因素。小說出版後立即獲得成功。評論家和讀者都被作品中的創新所吸引，被它繪聲繪影的敘述所打動，洋溢於作品中的激情之光照亮罪犯和道德墮落者最隱密的內心世界。　　杜思妥也夫斯基在完成《罪與罰》之前，想起他早先與一個不講道德的出版商訂立的合同，他會因不能在一個月內履行這個合同而被罰巨額的違約金。於是他雇用了一名年輕的女速記員斯尼特金娜(Anna Snitkina)，及時以口授方式創作了一部短篇小說《賭徒》 (1866)。這是一部包含若干動人場景的小型佳作，取材於他的嗜賭經歷以及他和蘇斯洛娃又愛又恨的感情糾葛。次年他和這位速記員結婚。為了躲避債主和不斷向他乞求資助的親屬們，他們在國外呆了4年。他們經常身無分文，輾轉飄泊於異國他鄉。他年輕的妻子承受了這一切，默默忍受著他的癲癇病不時發作、他接連不斷的賭博，以及他們的頭生女兒的不幸夭折。她為他和他的天才忠誠獻身，矢志不渝。這第二次婚姻是一次真正有愛情的婚姻，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幸運時刻。　　就是在這樣艱難的處境中，產生了杜思妥也夫斯基的第二部傑作《白癡》(1868～ 1869)。它是從俄國報刊上有關一樁刑事案件的報導寫起的。他把對此類事件的描寫稱之為「幻想式的寫實主義」，但在小說中使用它們時，他把著重點從外部世界轉移到人物的內心世界。雖然所涉及的是普通俄國人的問題，但他力求發現「人中之人」，因而他把這些問題提高，使它們具有普遍意義。他在筆記中寫道︰「他們稱我為心理學家。這是不對的。我只是一個寫實主義者；也就是說，我描繪的是人類靈魂的深處。」他在給他的外甥女的信中說，《白癡》的主題思想「是描繪一個正面的美好的人(在道德意義上的)……世上只有一個正面的美好的人，那就是基督。」但人類的種種弱點損壞了他的主角梅什金 (Myshkin)的純潔高尚的本性，使他不得不和葉潘欽(Yepanchin)和伊沃爾金(Ivolgin)兩家人，以及羅戈任(Rogozhin)之流牽扯在一起，不得不捲入爭奪他的愛情而與兩個情敵阿格拉亞(Aglaya)和那斯塔西亞(Nastasya)的糾紛。通過各種盛大壯觀的場面，上述各種沉迷於聲色，貪欲和罪行的人物，對梅什金的道德情操進行著考驗。雖然他的堅定信念和光輝人品吸引著他們，但他的勸善、憐憫和兄弟般的友愛之情卻統統歸於失敗。他的經歷正是基督在法利賽人(Pharisee)中間的遭遇的象徵。最後，被他的善行所感動的罪人們都陷於不幸，他本人也成為任人取笑的白癡。　　當第二本小說隻字還未寫出，卻已經把給它的預付稿酬花光的時候，杜思妥也夫斯基又從另一個出版商那裡得到付給一部短篇故事的酬金，這篇故事後來演變為一部短篇小說。這就是《永久的丈夫》(The Eternal Husband,1870)。小說是對一個被妻子背叛的丈夫設法報復勾引他妻子的人的精細入微的心理描寫。這部作品在作家的創作技巧上沒有表現出什麼明顯的進步。與此同時，他在集中構思一個龐大的計畫，準備寫作一系列、可能共有5部的前後連續的長篇小說，其標題為《大罪人傳》(The Life of a Great Sinner)。有關這一計畫的筆記被保存下來。它的主角將犯下反對上帝和人類的彌天大罪，但在其一生心靈旅程結束時，他贖救了自己，得到超度。這部作品始終沒有動筆，但杜思妥也夫斯基從它的筆記提綱中為他最後的3部小說借用了一些構思、場景和人物，其中的第一部就是1869年動筆而於1872年完成的《群魔》。　　《群魔》的主要情節取材於報上有關一件轟動一時的謀殺案的報導。當時莫斯科的一名大學生被他的革命同志所暗殺，因為這些人懷疑他想要出賣他們。小說採用了《大罪人傳》提綱中的某些情節和形象，特別是小說的中心人物斯塔夫羅金(Stavrogin)的一些情況。在這部情節曲折和富有戲劇性的作品中，革命的密謀者們被諷刺地描寫成蠢貨和惡棍。他們策畫中的犧牲者、改邪歸正的沙托夫(Shatov)，反映了杜思妥也夫斯基思想上對革命的敵對態度，表明他對沙皇俄國的未來抱有一種民族主義的信仰，同時認為這種信仰只有作為國家對東正教會的基督的信仰的一部分才有意義。謎一般莫測高深的斯塔夫羅金支配著整個小說。他富有魅力的個性影響著引人發笑的老自由主義者韋爾霍文斯基(Stepan Verkhovensky)和他的革命的兒子彼得，也影響著變節的激進主義者沙托夫和基里洛夫 (Kirilov)；他對主要女性人物莉莎維塔(Lizaveta)、達麗亞(Darya)和瑪麗亞具有擺脫不了的吸引力。不過，隨著他對上帝失去信仰，他性格中固有的善良開始衰退了。他對一個幼女的強姦行為象徵他已完全屈從於邪惡。儘管杜思妥也夫斯基的本意在說教，這部作品憑著他的藝術力量，並沒有成為一部過分誇張的小說。他運用其最喜愛的煽動和意識形態的手法，過去還很少表現出如此高超的技巧。　　在《群魔》遠未寫完之前，杜思妥也夫斯基就病倒了，急需錢用。他堅持說他已無法在國外寫完這部小說。準備為他出書的出版商只好寄錢給他，使他得以返回聖彼得堡。小說獲得成功，他的作品公眾爭相閱讀，盛況空前。杜思妥也夫斯基再度經常應邀參加各種社交聚會。1873年一些知名的友人幫他找到了一家保守的週刊《公民》(Grazhdanin)的編輯工作。一年以後，他辭去了這個職務，因為他感到這份工作太受限制，而且出版人太反動。這時，他能幹的妻子承擔起出版他的作品的事，他們由此得到一筆可觀的收入。　　1876年杜思妥也夫斯基恢復他曾為《公民》週刊撰寫的專欄《作家日記》，並改為每月以單行本形式出版。該刊連續出版一年有餘，且在1880年和1881年出版了兩期增補。《作家日記》內容多半是他對重大時事的觀感、文學回憶錄和文學評論、雜文隨筆和短篇小說。其中最優秀的兩篇作品是《溫順的女性》(A Gentle Spirit,1876)和《一個荒唐人的夢》(The Dream of a Ridiculous Man,1877)。同時，他也利用這個月刊作為媒介，以傳播他對廣泛的社會、政治和宗教問題的各種引人注目的觀點。新聞和文學在他思想中是緊密相連的，因為他認為藝術和現實生活之間的相互聯繫必須建立在對日常生活的觀察上。《作家日記》吸引了眾多的讀者，它對研究杜思妥也夫斯基的生平、哲學和小說，尤其是他最後的兩部長篇小說，具有重要意義。　　在《作家日記》中，他描述了《少年》(A Raw Youth,1875)的主題。這是一個私生子多爾戈魯基(Arkady Dolgorvky)的自白。小說記述他在聖彼得堡設法博得他生身父親韋爾西洛夫(Versilov)的愛的種種遭遇。韋爾西洛夫又是一個具有雙重人格的人，也是杜思妥也夫斯基所特別熱衷的信念的代言人，這種信念包括，俄國人是舉世無雙的，是胸懷天下的，相反地，歐洲知識分子卻站在毀滅的邊緣，因為他們鼓吹革命的唯物主義而不信基督。透過描寫韋爾西洛夫複雜的矛盾心理，杜思妥也夫斯基第一次表明了他對這一主題的特殊興趣。他把在他幻想中的男人和女人的思想、感情和行動中反映出來的雙重人格的心理因素，看作是他自己和別人天性中的雙重人格的自我反省。杜思妥也夫斯基認識到這部作品的主要情節被若干次要情節所掩蓋，故曾有點失望地對他的妻子說︰「《少年》裡包含了4部小說。」這部小說通常被看作不如他的其他小說。　　當杜思妥也夫斯基開始寫作《卡拉馬助夫兄弟們》(1879～1880)的時候，他已成為享譽全國的作家。有地位的人物都來和他交往；他被邀請在著名編輯和作家涅克拉索夫 (N.A. Nekrasov)的葬禮上致詞；科學院遴選他為文學通訊院士；他在1880年舉行的詩人普希金的紀念會上演說中，曾以有關俄國的世界使命的發聾振聵的預言，使那些聽眾激動不已。不過，他寧願和妻子及兩個孩子費多爾(Fyodor)和留博夫(Lyubov)安靜地住在聖彼得堡附近的一個療養小鎮舊魯薩(Staraya Russa)。在那裡他同擔任他的抄寫員的忠誠妻子一起嚴格地奉行散步加寫作的養生之道。她用速記的方法記錄了他口授的《卡拉馬助夫兄弟們》，這是他用了大部分創作生涯苦心經營的一部力作。這部小說記述了一個弒父的故事，杜思妥也夫斯基透過深刻的心理和心靈暗示，把愛恨交加的內心衝突引向悲慘的弒父之舉。整個小說貫穿了對信仰和上帝的執著追求——這就是這部作品的中心思想。阿遼沙(Alyosha)這位信奉基督教理想的最年幼者，熱愛生命超過熱愛生命的意義；德米特里 (Dmitry)熱愛生命，但不知生命的意義何在；關心生命的意義勝過生命本身的伊凡是其塑造者最富吸引力的人物和思想上的典型。伊凡的矛盾心理集中表現在人與上帝之間的無所不在的鬥爭中。他以反抗的行動開始，以對上帝的世界進行抽象的造反告終。伊凡關心的正是激發杜思妥也夫斯基自己追尋探索的那些「可詛咒的問題」——罪惡與受難，以及它們與上帝的存在的關係問題。伊凡對上帝的世界的否定被戲劇化，它集中表現在著名的《宗教大法官》(The Legend of the Grand Inquisitor)中。答案可以在小說接下去的一部中找到，其中長老佐西馬(Zosimla)在佈道時說，普遍和諧的奧祕不能由理智獲取，而只能由心靈、感覺、信念獲得。　　杜思妥也夫斯基打算在以阿遼沙為主角的小說續集中用行動證明佐西馬的訓誡，但他在完成《卡拉馬助夫兄弟們》幾個月以後，就於1881年2月9日在聖彼得堡去世。　　今天，杜思妥也夫斯基是擁有最廣大讀者群的19世紀小說作家之一，這也許是由於他在小說中以戲劇化的強烈效果表現了曾使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及戰後時期幾代人感到困惑的那些道德、宗教和政治問題。德國哲學家和詩人尼采承認他曾受惠於杜思妥也夫斯基。一位納粹上台前的德國評論家宣稱，在馬丁‧路德之後，杜思妥也夫斯基是對德國精神影響最大的人。20世紀小說家馬爾羅(Andre Malraux)斷言，在法國，杜思妥也夫斯基曾對他這一代人的思想發展產生深刻影響。20世紀法國哲學家沙特稱讚杜思妥也夫斯基對理性專橫的譴責曾有助於鼓舞他的存在主義信念。儘管傳說列寧曾就杜思妥也夫斯基的小說說過「我可沒功夫去看這種拙劣的作品」，杜思妥也夫斯基在蘇聯擁有廣大讀者群，一些著名的蘇聯小說家也曾受到其作品的影響。如果說檢驗一個偉大作家的標準在他能否用他的想像力去影響他的讀者，改變他們的感受，那麼杜思妥也夫斯基的那些用非傳統手法塑造出來的主角確實影響了20世紀美國小說中許多人物的塑造，這些人物似乎都是備受折磨的懷疑症患者的寫照。 -- ※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坊(ptt.cc), 來自: 220.129.163.246 ※ 文章網址: https://www.ptt.cc/bbs/Fiction/M.1426267858.A.E7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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