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是我們的義務
p.29
其實瑞典的孩子並不是真的不寫作業，每個學校都有「作業時間」，
孩子們會在教室裡一起寫功課，遇到問題可以立刻舉手問巡堂老師。
由於每個家庭能給予孩子在課業和學習環境上的協助程度不同，如在
孩子早期學習階段即太過於凸顯出此一差異，不僅容易造成惡性競爭，
也容易導致弱勢孩子失去自信與學習意願，對全體學生長期下來的
學力發展也幾乎沒有助益。因此瑞典的中學、小學認為，學習這件事
應該在上學的時間內完成，下課以後就是完全屬於和家人放鬆的時間，
不用再去想學習的事。於是有的父母會帶孩子去練足球、有的和孩子
一起看電視、甚至和孩子一起在家裡的農場裡勞動。在寒暑假期間，
通常父母也有假期，全家人可以在此刻安排各種出遊活動。
p.31
儘管瑞典如此處心積慮的抗衡家庭差距在智育功能上的影響，
但是對於各階層家庭的情感、人格教養功能卻都抱持著相當肯定的態度，
所以在勞工政策上，也致力於讓父母有充分和孩子相處的時間。
否則如果父母依舊鎮日加班，孩子放學回家卻面對空蕩蕩的房子，
光致力於提升學校教育的功能也是徒然。台灣社會對於藍領、低收入、
單親家庭的孩子，通常會有「教養不好」的刻板印象，然而這些家庭
是真的教養功能不佳，還是因為勞動社會的現實迫使父母無力教養呢？
日後當我們聽到勞工在爭取更短的工時、更多的假期時，
希望大家能了解這並不僅僅是人們不想工作，而是我們都需要能夠
履行其他社會功能的時間。爭取合理的工作時數，是為了勞工本身，
同時也是為了家庭、為了教育，以及為了我們的下一代。
p.47
一位爸爸說：「我的大女兒出生以後，我陸陸續續請了兩個月的育兒假。
她第一天上幼兒園那天我在上班，沒有感受到很大的變化。
後來小兒子出生了，因為正好碰上我太太工作上的關鍵時期，我決定使用
連續九個月的育兒假。在和小兒子朝夕相處了半年多之後，他也開始上幼兒園。
記得第一天他在幼兒園和我道別，我轉身走回家的路上，發現自己的眼淚
怎麼也停不下來，那時我才知道自己以前錯過了什麼。」
「當爸爸是一生的職責，不是從育兒假開始，也不會因為育兒假結束而結束。
但是在家和孩子一起生活九個月的經驗，徹底改變了我對人生、
家庭和時間的想法。」
p.48
我問媽媽：「我看到研究指出，育嬰期間媽媽會分泌某種荷爾蒙，以減緩
睡眠不足帶來的不適，是真的嗎？」她先生一聽急著回我：
「我獨到的研究指出這個現象不是只有發生在媽媽身上，
而是所有擔任育嬰責任的人，不管是爸爸還是領養小孩的父母，育嬰責任越大，
這種反應就越明顯。」
p.74
有一天我在家工作，突然有人來按門鈴，打開門，是兩個瑞典左派黨的助選員。
他們劈頭就問我：「地方政府選舉，你打算投左派黨嗎？」我說：「不，我打算
投社民黨。」他們進一步問：「左派黨的預算案要怎麼提，才會讓你改變主意投
左派黨？」我回答：「如果能減少中等學校的私有化，我就會考慮。」其中一個
人把我說的話記錄下來，另一個人遞給我一張傳單，指著上面的網址說在這個網
站上可以看到目前不同政黨針對我的城市提出的預算案，也強調左派黨的在教育
上的預算是最高的，請我再仔細比較一次後再做決定。
我在瑞典經歷過兩次大選，在激烈的選舉期間，時常遇到助選員的訪問，也常聽
他們和民眾談話，談話的內容基本上都是如此。從來不曾在瑞典聽到有人喊誰誰
凍蒜，或是試著說服民眾哪個候選人有熱忱。他們嘴裡說的，總是由數據資料交
織而成的具體方針。
p.80
為什麼瑞典這麼重視數據的彙整和教育？我想有兩個理由：第一，習慣用數據思
考的人，較不容易被表像迷惑，而更能看到問題癥結；第二，懂得看數據的人，
較不容易被偏頗的數據所誤導。
p.84
瑞典的學校教出了一批習慣用數去思考的選民，這樣的選民是很難搞的，因為他
們沒那麼容易被感動。候選人個人的誠意和政治魅力對他們來說都只是表像，他
們真正在乎的，是政治人物在審議和表決時會站在哪一邊？會提出什麼樣的具體
方針？
P.122
我們生氣的對象，原來只是那些身處高階層的人，而不是不公平的規則。
我發現真正落實階級流動的國家，並不是一味的製造「往上攀升」的管道，
而是致力讓社會每一個階層都有尊嚴和選擇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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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28 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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