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閒聊] 貿易戰與世界秩序變遷
中美貿易戰以出人意料的方式發酵及擴散，全球政治經濟秩序面臨重大沖擊。美國以國
內法的“301條款”對中國的高科技領域實施“精準制裁”，中國則以“對等報復”的正
當防衛方式加以有力回擊，將大豆、汽車、飛機等主要進口品列入報復清單。這不是美
國第一次面臨“世界第二經濟體”的挑戰，30年前美國曾以類似的貿易戰方式逼迫日本
簽下“廣場協議”，同時以全面冷戰方式拆解蘇聯，以繼續維護美國的全球經濟主導權
。這一次，對手換成了中國。對美國而言，中國不是昔日單純的蘇聯，或者日本，更像
是二者的整合形態：既具有不同的政治體制與意識形態，又按照市場經濟及全球化模式
發展成為全球大國。美國可以利用日本在安全與主權上的政治依賴逼其就范，可以利用
蘇聯在全球體系中的軟實力缺陷及經濟矛盾致其崩潰，但針對崛起的中國，似乎不容易
成功。
貿易戰的基本背景是中國的大國崛起日益現實地威脅到了美國的全球領導權。歷史學家
和國際關系學家偏好于將這種威脅格局比擬為“修昔底德陷阱”。這些年，西方社會科
學領域在中國模式解釋上發展出了一系列“陷阱說”，其背后是對中國不按西方常規路
徑發展的深切憂慮。歷經改革40年，西方最終認定中國不可能按照西方民主模式實現體
制轉型，相反，隨著十九大報告及2018修憲，西方更加清晰地看到了中國發展的自主性
與威脅性。
西方判定中國的不規則屬性及其發展威脅，主要根據在于：其一，以西方理論為根據的
“中國崩潰論”一再破產，引發西方對自身理論與實力的懷疑及不安；其二，中國在政
治體制上不斷發展出一種“威權法治”模式，使黨的領導與依法治國并軌推行，逐步凝
練出一條中國的政治現代化道路，對西方民主的核心意識形態構成挑戰；其三，中國通
過“一帶一路”試圖建構一個與西方主導之全球經濟體系平行競爭的新體系，致力于建
構一種超越西方規則體系與分工分利安排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中美之間的世界體系
競爭已無可避免；其四，中國在高科技領域的精致模仿與技術超越，使得美國的技術優
勢逐步被抵消，美國限制中國發展的“殺手?”正在失效；其五，中國對美國巨額的貿易
順差被歸結為美國制造業衰落及就業不足的主要原因。
如果說這些威脅因素在十九大之前還不能成為美國政界及社會共識的話，十九大報告以
其雄心勃勃的民族復興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宏觀規劃而坐實了中國的“野心”。美國從
這些修辭華麗、語意堅定、執行力極強的政治報告論述中看到了中國的“2049”前景，
也覺察到再不全面遏制的戰略后果。盡管中國以東方式智慧及機巧論述試圖獲得美國理
解與諒解，但美國人自我陷入了“山巔之國”的絕對歷史優越感之中，無法接受一個東
方國家的決定性崛起及對全球治理權力的結構性分享。中國認為，中國的成功不代表美
國的失敗，二者可以分享權力及共同服務于人類和平與發展，但美國認為中國的成功就
是美國的失敗，因為美國會失去對世界的單極支配權。中國文化推崇天下主義共享倫理
，但美國無法超越二元對立的哲學困境，無法超越在西方歷史中一再呈現的“修昔底德
陷阱”。
2018年注定是世界秩序變遷的關鍵歷史年份。隨著東方大國中國充分煥發其文化生機、
政治意志與民族復興集體熱情，美國若一味以舊式霸權邏輯阻礙中國發展，將會被視為
中國人民的敵人。這種集體意志不是美國推行的“泛個體主義”價值觀諸如自由、民主
、人權之類可以簡單消解的。從貿易戰的接觸戰動態來看，中國國內呈現出兩種聲音：
其一，支持中國政府立場與民族復興事業的愛國主義，占據中國人口的大多數，顯示出
中國人的集體理性與政治成熟；其二，一部分自由主義傾向的學者及民眾支持美國立場
及堅定認為中國必敗，其深層邏輯在于對中國式發展道路的不認同以及對美國干預中國
改革進程的內心渴盼。美國當然特別希望激活中國“當地網絡”中的反對力量以牽制中
國的反擊能力，但從十九大報告及中國政治體制的控局能力來看，這種企圖難以實現。
更進一步，當民族復興的“中國夢”日益清晰及充實，既往想當然地以“美國夢”作為
中國發展路標的思想路線顯然就會陷入邊緣化境地。改革40年，中共執政團體由“韜光
養晦”的不自信學習者日益轉型為“四個自信”（道路、理論、制度、文化）下的民族
復興與全球治理擔當者。國內意識形態格局也發生了“國家主義”轉向，改革初期凝聚
起來的“泛自由主義”氛圍、共識及力量正在解體。這一轉型發展太快，轉彎頗急，可
能使得一部分學者及民眾無所適從，甚至反感抵制，但大多數民眾及知識精英開始認識
及認同新體制的路線規劃與正當性。中國自身的團結進步，使得美國此次貿易戰制裁所
期待的內部連鎖效應無法發酵及擴散。相反，美國內部由于利益紛爭及矛盾重重，很可
能在貿易戰過程中陷入新的危機與困境。
現在的局面是，在“對等升級”的心理預期之下，中美都沒有了退路，只能硬著頭皮對
抗下去。對抗由美方單方發起，其預期在于中國無法承受不斷加碼的威懾性制裁，最終
只能選擇妥協，像當年日本一樣簽署一個新的“廣場協議”。但美國也承受著一種特別
的風險，亦即中國有著完全獨立的主權及安全體系，中國經濟已經與世界經濟高度融合
，美國只是世界經濟的一個較大的、正在衰落中的市場而已，如果貿易制裁最終無果又
無以為繼，美國的霸權信用將透支破產。但這是一種特別的戰略欺詐，較量的就是中國
的戰略定力與持續反擊力，看的就是誰在最后一秒之前倒下或妥協。此次危機可與2016
年的南海仲裁案危機做個對比，經驗證明中國的持續反擊與權利自我維護，最終可以對
美國構成限制與約束。特朗普是個政治商人，也許會在貿易戰的某個中間點尋求妥協，
但會要一個好價錢，中國的持續反擊就是為了盡量壓低這個最終成交價，以最大限度維
護自身的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
此次貿易戰也是中國塑造新世界秩序的歷史契機：其一，通過與美國的正當對抗，給全
世界一個正面印象，即中國堅持自由貿易、WTO規則及共享性發展倫理，破壞規則及造成
各國利益損失的麻煩制造者是美國；其二，借助貿易戰契機重新布局國內產業及充實“
一帶一路”經濟合作，加快推進“非美經濟共同體”的新全球化體系建構；其三，以中
國經驗為基礎，真正探索出一條“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新路，真正解決康德提出的“永
久和平”難題，逐步超越1500年以來西方主導的“地理大發現秩序”，塑造一種陸海統
籌、南北貫通、內外協調的新世界秩序；其四，貿易戰及相關的后續危機應對，正好是
對2018修憲新體制正當性的一種間接證明，也是對其實際的制度效能的一種歷史檢驗。
總之，貿易戰是對中國改革40年全體系成就與發展潛力的客觀肯定，也是一種關鍵性的
能力檢驗與歷史考驗。這是民族復興必須要爬過的坎和坡，每一個中國人都不可能置身
事外。貿易戰還意味著被壓抑數百年的“東方秩序”開始實質性復興及引領新全球化進
程，而中國正處于這一歷史大轉型的樞紐位置。“新時代”是一個“大時代”，一個民
族復興與人類命運共同體并軌推進的“新軸心時代”。貿易戰是這一大時代秩序形成中
無可回避的“分娩之痛”，卻也是“新生之啼”。
本文英文版原載《南華早報》
作者：田飛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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