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 中國特色的「道路自信」,是怎樣煉成的?
中國特色的「道路自信」,是怎樣煉成的?
端傳媒: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70203-opinion-luxin-china/
「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堅決與『三權分立』『司法獨立』等西方
錯誤思潮劃清界限」……在鄧小平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25年後,中國最高
人民法院院長周強的上述言論掀起了學界和公眾的批駁聲浪。
周強此類與西方劃界、強調中國特色的「自信」式話語,與中共提出的「四個自信」(道
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如出一轍。探索其源頭和流變可知,這些自帶
稱頌光暈的口號,正逐漸演變為滲透在各個領域的思維模式與行為準則。
改革開放初:「道路」是「中國特色」
「道路自信」並非是近年新創,它的本質還是1982年鄧小平在中共十二大開幕時提出的「
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歷了國民經濟發展緩慢、甚至凋敝的初
期,加上文革時期極端左傾的重創,80年代的中國再次站在變革的風口浪尖,又一次「睜
眼看世界」,觀察南斯拉夫、匈牙利、「亞洲四小龍」、日本再到西歐和美國的模式,為
僵化的社會主義經濟借鑑可以造血的經驗。
此時鄧小平力主開闢的「道路」,以「中國特色」為輔,重點在「社會主義」上。首先保
證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穩定,在此基礎上推行以擴大企業自主權、引進市場運行機
制為關鍵步驟的經濟體制改革,提高行政效率,實質上是發展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
。而民主政治的構想,也逐漸在趙紫陽等改革派的探討中萌芽。隨着漸進式改革的探索,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成為中共十三大至十八大政治報告中不可或缺的「旗幟」。
這把「旗幟」舉得頗為不易。六四後,中共一度極速左傾,江澤民曾在公開講話中多次強
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甚至肯定文革式話語「階級鬥爭」
,將私營業主斥為打擊對象。在此關頭,鄧小平透過南巡講話,力主改革,喊出「誰不改
革誰下台」,重新把中共拉回到發展市場經濟的軌道。
1992年,中共《十四大報告》首次明確了90年代改革和建設的首要任務,即圍繞社會主義
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加快經濟改革步伐。中共又在此後提出在20世紀末初步建成「社會
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其中包括國企改革、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和發展第三產業,通
過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與國際規則接軌,使市場經濟體制結構不斷完善。這些大刀闊斧的改
革舉措,帶來了中國90年代初每年10%左右的經濟增長率,躋身世界前八的經濟大國地位
,較1978年減少一半的農村貧困率(1978年為30.7%)。而這,正是後來「中國模式」的
論調初現並高升的開始。
胡錦濤時代:飛昇的「中國模式」
1994年,《人民日報》首現「中國模式」的讚美。時任貝寧議會議長烏恩貝吉(Adrien
Houngbédji)在接受採訪時稱,「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以來,人民吃好了,穿好了,住好
了,這就證明這條路走對了。」兩年後,贊比亞前總統卡翁達(Kenneth David Kaunda)
也表示,「中國模式」是「非常重要的啟迪」。於是,在《人民日報》紀念改革開放20年
的特稿裏,出現了這樣的詞句:「環視五洲四海,風景這邊獨好。國際輿論盛讚中國的發
展道路和富有成效的『中國模式』」。
到胡錦濤主政時,「中國模式」、「中國奇蹟」等盛世話語真正進入了強盛期。2004年5
月,美國高盛公司顧問、清華大學客座教授喬舒亞‧庫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
首次提出「北京共識」,認為當時的中國政府兼顧經濟和社會發展,採取漸進式實驗,為
上世紀九十年代所盛行的「華盛頓共識」填補了空白。一時間,中國式發展的相關說法成
為學界和傳媒的熱議焦點。諸多探討「中國模式」的著作,例如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鄭永
年的《中國模式:經驗與困局》、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黃亞生的《「中國模式」到底有
多獨特》、美國布朗大學教授謝德華的《中國的邏輯》暢銷一時。美國學者奈斯比特甚至
在《中國大趨勢:新社會的八大支柱》一書中預言,中國正創造一個嶄新的社會、經濟和
政治體制,是人類未來的範式。
在國內,也有眾多學者為「中國模式」加上註解。他們的觀點在2009年出版的合集《中國
模式:解讀人民共和國的60年》中可見一斑。本書主編、北京大學教授潘維,在開篇將中
國模式解讀為「民本政治如首腦,社稷體制如軀幹,國民經濟如翅膀」的「鯤鵬模式」,
將「駕着蘇聯模式和美歐模式的兩股旋風沖天而上」。
2008年至2011年,盛世論調升至頂峰。中國接連舉辦了奧運會(2008)、世博會(2010)
,慶祝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週年紀念(2009)和中共建黨90週年紀念(2011),塑
造出世界大國和平崛起的姿態。即使在世界金融危機的漩渦中,在汶川地震的衝擊下,這
樣的姿態在官宣中得以保持——中共和政府「堅定信心」、「有效應對」,中國繁榮、穩
定、安全、可靠。
相應地,在《人民日報》上,「中國模式」的提及次數在2008年開始增多,到2009年到達
頂峰,在2011年再現小高峰。雖然在公開場合並未提過「中國模式」一詞,但胡錦濤在任
內大力倡導提升「國家軟實力」、提高文化影響力,使得「中國模式」等大國理念的輸出
有了推動力。
盛世光環下,中國也打開了高壓維穩的閘門。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的報告稱,2010年至
2012年,中國頻發群體性事件,維權事件的比重較大。與此同時,烏魯木齊「7.5」事件
、昆明火車站「3.1」事件等威脅公共安全的案件屢現,均促使「維穩」日益常態化。
從2008年至2011年,中國的公共安全支出從4059.76億元猛增至6244.21億元。在《人民日
報》上,原本沉寂的「維穩」一詞在2010年出現井噴。在時任總理温家寶的政府工作報告
裏,從2009年起連續4年對新一年的「維穩」工作提出要求,此時的「維穩」常被視為營
造「和諧社會」的必要之舉。
在中共十八大,即將卸任的胡錦濤在報告中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系列語再添新丁,
提出「三個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官方說法稱這是「源於對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堅定信念」。這條應行的「道路」是「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
改旗易幟的邪路」,即不再重複毛時期的「老路」,也不走西方資本主義的「邪路」,正
是代表了繼任者習近平的施政方向。
習近平時代:開啟全面「自信」
盛世話語體系,在習近平時期變得更為充盈。習近平在十八大剛剛接棒,便提出「要實現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在2014年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體學習中,他提出要「增
強文化自信和價值觀自信」。之後,習近平將「文化自信」加入「三個自信」,變成「四
個自信」,並將「文化自信」稱為其他三個「自信」的本質內涵。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
95週年大會的講話(七一講話)上,習近平稱「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
自信」。
彰顯大國姿態的話語,配以全方位多維度的黨宣攻勢、對體制內外話語的統一和清剿,變
得更為多元且強勢。
據百度新聞高級搜索顯示,習近平上任三年多來,「中國夢」一直熱度不減,「中國方案
」則超過了「中國模式」成為第二大熱詞。在胡時期強勢的話語,也在習時期也實現了傳
播量的躍升,甚至遠超胡錦濤十年任期內的水平(相同詞對比)。雖然「四個自信」在公
共輿論的傳播強度較弱,但屢次被中共高層領導人在重要會議中提及,重要性不可小覷。
與展示姿態的「中國模式」相比,「四個自信」裏「要求」、「準則」的意味更濃。例如
,當中央和國家機關在學習習近平「七一」講話精神時,「堅持四個自信」與「樹立四個
意識」、「強化黨性觀念」、「強化黨員意識」等均為培養政治自覺的必要素質。
與前任相比,習近平打造的「姓黨」的黨媒宣傳系統更廣更強,從黨報黨刊延伸到新媒體
,從時政新聞擴展至娛樂新聞,從國內新聞再到國際新聞。黨媒版圖擴張,逐步實現了黨
管控市場的布局。同時,將如「公民社會」等具有變革性色彩的詞語打入冷宮,封禁敢言
的社交媒體賬號,處罰在公開場合「妄議中央」的黨員。此時,這些「自信」話語在輿論
場上暢通無阻。
從傳播頻率上可以看出,「三個自信」在中共十八大上剛被提出時最熱,被擴充為「四個
自信」後,在去年年底再度出現宣傳高峰,是十八屆六中全會等一系列重要會議的輿論反
應。在去年10月27日閉幕的十八屆六中全會上,習近平被確立為全黨的核心,會議公報號
召全黨要堅定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四個自信」。在去年12月7日、8日召開的全國高校
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習近平提出要「辦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高校」,中央政治局常委劉
雲山補充強調:「堅持黨對高校的領導」,增強「四個自信」,「確保高校成為堅持黨的
領導的堅強陣地」。
包括周強的一席話在內,這一系列「自信」式的表述,已經成為中共黨員踐行黨規所必須
的信仰準則,也日漸變為體制內外都需遵循的道德標尺。
(路欣,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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