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 中國：21世紀初的戰略思考

看板CrossStrait作者awsd (隨你猜)時間13年前 (2012/09/16 14:02)推噓1(1推 0噓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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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opinion.dwnews.com/news/2012-09-13/58844075-all.html#page1 內容較多，請靜下心來慢慢看，個人感覺寫得很不錯在全球化的今天，以經濟的的高速成長和包含經濟轉軌、政治轉型為內容的中國現代化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亦是一個較長的歷史進程，也可視為中國三千年變局、百年變革、三十年改革開放的繼續。這是需要從戰略高度來把握的。本文正是從國家戰略的高度，探討中國如何走出三千年歷史輪回，如何在全球競爭中勝出的途徑和方法。本文對中國21世紀初的戰略進行了粗線條的思考。本文取自于“國家戰略研究”課題。初稿寫于2006年12月30日；二稿改于2007年6月30日；三稿完成于2007年10月7日。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石小敏、中共中央黨校《學習時報》總編輯周為民、北大政府管理學院副院長徐湘林、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金燦榮等30名專家學者參加了討論，并提出了修改意見。本文最初發表于《改革內參高層報告》2011年第一期。本文共有四個部分：一是引言。提出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簡略回顧中國160年的現代化歷程，表明中共對中國現代化的歷史責任。二是關于中國國家戰略研究的幾點說明。針對本文的研究對象及方法，就如何認清中國國家利益、如何確定國家目標、如何進行國家情勢判斷、如何進行戰略構想等戰略研究的原則和方法作了框架式的闡明。三是中國戰略目標的選擇：大國目標。中國總體戰略目標是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簡稱大國目標），它包括發達的市場經濟、健全的民主與法治、社會主義倫理價值及相應的公共產品供應體系。本文以30年為目標終期，即2037年為界，在30年內完成向世界性大國過渡。可以設想的是，30年后的世界格局將發生轉變：以美國為首的美洲“共同體”和歐盟（包括蘇聯）加上以中國為主要力量的東亞乃至亞洲“共同體”主導世界秩序，以取代單極（美國）PK多極（分散的多國）的格局。中國將成為“三分天下有其一 ”的大國。按照上述世界大國目標的總體要求，需要制訂中國國際地位（影響力）目標、經濟成長目標、社會成長目標等等。就現狀而言，中國離大國目標相距甚遠，其戰略目標的實現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其階段性表現為經濟→社會→政治的三維交叉推進，首先是市場組織的發育生長、產業結構的調整及升級并伴隨人口城市化的過程，其后是社會組織的發育生長及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健全過程，最后是政治組織及政治規則的現代化的過程。四是主要的戰略構想。大國目標的實現需要有一個總體策劃和構想，完整的戰略構想包括經濟、政治、文化、心理、意識形態、軍事、外交等等方面的總體思考，需要設計通向目標的路線圖等等，本文不可能進行全面描述，只就其中重要的環節進行邏輯思考。從邏輯上看，中國的現代化和戰略目標的實現需要掃除國際障礙尤其是美國的阻撓，需要和平有序的世界環境。這就應當調整中國的外交路線，走大國“結盟”的路子，與美、歐、日尤其是美國結成“戰略合作伙伴”，以創造有利于多贏的發展格局，從而加快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加快現代化進程必須改變問題叢生的經濟發展模式，現有的經濟發展模式是在一定的政治條件和國際條件約束下發生的，其中成為發展動力的因素——如地區差距、城鄉差距、工農差距、兩極分化、城鄉隔離發展、過度依賴外部消費等等，日益轉為阻礙下一步經濟發展的因素。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一是加快經濟梯度開發的步伐，改變沿海和中心城市集中單向發展的格局，二是產業結構的有序升級和均衡發展，三是產權制度的改革和資本市場的深化，四是經濟區域的一體化和國際化。改善國際關系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離不開政治轉型的支撐，政治轉型實質是政治組織和政治規則的現代化，其思考的前提是確保共產黨領導下的政治轉型。基于中共事實上已是國家機器的核心組成部分，轉型可以有兩種方式：一是“黨政結合”型。強化黨的政治職能及機構建設、提高黨的決策能力和水平；強化中央政府（國務院）的行政職能，提高執行能力；繼續保持人大的“禮儀作用”等等。二是黨政分開型。與“黨政合一”型的主要區別是人大的作用問題。其改革方向是使黨保持“領導者地位”而脫離于直接的“操盤者地位”。在這方面，可借鑒日本自民黨的經驗，使黨成為現代的執政黨。其改革的步驟是：黨的機構職能化和科學化，然后是民主化。在“三化”尤其是前“兩化”過程中，逐漸推行黨政、黨企、黨事、黨與人大和司法的分開。最后是黨國分開。政治轉型的核心是中共的轉型，中共轉型的成功是政治轉型成功的關鍵。政治轉型的成功是確保大國目標實現的必要條件。一、引言在千禧年之初，思考有3000年文字史的中國之未來是一件有趣而又沉重的事。167年前，英國炮艦夾帶著鴉片打破了古老中國3000年不斷輪回的生存軌跡，從此中國人開始了血與火交溶的“現代化”歷程。96年前，“第一”共和國在炮火中誕生，其后的是軍閥割據、北閥戰爭、紅色革命、八年抗戰、三年內戰的綿綿戰火書寫了長達37年的歷史。58 年前，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宣告“第二”共和國成立，現代化才真正在一個和平、統一的國度中加速。然而，帶有革命理想色彩的共和國試圖走自己的路而偏離了世界發展的主流，它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后不得不重新尋找道路。29年前，鄧小平領導中國改革開放，重新打開國門，溶入世界。在經濟的全球化中，中國經濟史無前例地駛入現代化的快車道。29年的改革開放無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一躍成為世界第四大經濟體。然而今天，快速發展的中國又一次走到了十字路口：它那單兵突進的改革以及透支未來的增長方式留下了巨大的隱患：外部依附性過大、內需不足、兩極分化、資源浪費、生態惡化、思想混亂、道德淪喪、信用缺失、制度異化及制度性腐敗滋生等等。這些問題被繁榮所掩蓋，經不起經濟周期和來自外部危機的沖擊。“革命”和改革在賽跑。危機與發展相伴而行。中國向何處去？是像印尼一樣經過幾十年腐敗的繁榮后陷入危機的泥潭而難以自拔或被邊緣化或走不出自己的“周期率”，還是像南韓一樣邁入發達國家之列，或者再創中國千年輝煌？借用狄更斯《雙城記》的一句話，這也許是一個最好的時代，也許是一個最壞的時代。偉大復興的機遇與淪落動蕩的可能同時并存。中華民族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也許是最后一次歷史機遇。抓住機遇，中國人民就能走出歷史的輪回創造新的歷史，實現中國的千年復興，開創中國歷史上從未有的偉大事業。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已歷史地落在中國共產黨人身上。偉大的復興呼喚偉大的戰略。需要整體性地、前瞻性地、主動性地、務實性地謀劃國家的未來，基于此，本文擬對21世紀初中國國家戰略進行一些粗線條的思考，以供關心中國前途的有識之士參考。二、關于中國國家戰略研究的幾點說明國家戰略指的是為了實現國家目標而動用所有資源和權力的謀略，它包括路線、方針、政策及計劃與行動。其研究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限于能力，本文的研究只局限于某一方面，而非全貌。從研究的方法看，本文基于如下假設：一是“國家至上”的理性意識即國家戰略人理性選擇——國家利益最大化選擇的假設。二是國家利益和執政者利益一致的假設。假定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執政黨利益一致或趨于一致，推而廣之，也與戰略決策者利益一致。三是未來不可測但可以選擇的假設。世界是幾率的。我們的今天是過去N種可能性選擇之一。同理，未來是現在N種選擇的一種。我們可以選擇其中一種。此外，戰略研究是多學科的協同思考，同時又是理論與實際的結合。它有四種特征：整體性、前瞻性、進取性、務實性。體現為四種境界：歷史境界、科學境界、藝術境界、哲學境界（臺灣鈕先鐘）。從研究的對象看，本文僅限于：戰略思想層面的思考。國家戰略包括三個環節或三個方面或三個層面：依次為戰略思想、戰略計劃、戰略行動。思想決定計劃，計劃決定行動。本文僅對包括目標、原則、準則和路線在內的戰略思想進行反省和探討，不對各種資源、權力（力量）進行評估和研究。但從戰略思想的層面涉及國家戰略的制訂。國家戰略制訂的程序可概括為：（1）認清國家利益，（2）確定國家目標，（3）進行國家情勢判斷，（4）策定國家戰略構想，（5）厘定國家政策，（6）制訂國家戰略計劃。本文研究局限于前四項的范圍。下面依次就前四項進行說明。（一）如何認清國家利益 1、國家利益概念國家利益的最大化是制訂國家戰略的出發點和歸宿。國家利益指的是國家欲望、意圖、價值及需求，可以用需求的滿足來表達。從內容上可分為三項：1、自保，2、安全，3、福利（臺灣鈕先鐘）。從重要性可分為生死攸關利益、重要利益、次重要利益、一般重要利益；從時間上可分為永久性利益、長期利益、短期利益、暫時利益等等。如果我們將國家視為自然人的集合或法人，則可用馬斯洛的需求理論來表達國家利益的層級（臺灣鄧定秩）。馬斯洛將人類各種需求依優先順序排列為五個層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 →歸屬與愛的需求→自尊或榮譽的需求→自我實現的需求。同理，國家需求及需求的滿足——利益則依次為：生存利益→安全利益→歸屬利益（國民福利及國家認同）→獲得尊重的利益（獲得國際權力地位，參與國際合作）→自我實現利益（參與或主導國際規則的制定及影響或支配國際秩序）。因此，國家利益目標的實現應循序漸進。首先是滿足低層次或基本層次的利益如國家主權和公民人身財產的安全、自由等等，其次才是國家福利、民族認同，國際承認（榮譽）以及參與乃至主導國際規則的制定及國際秩序的維護等等較高層次的利益。 2、中國國家利益評述（1）中國傳統社會本身是一個世界。中國（皇帝）以“天子”君臨天下，國家利益較為模糊，臣民對國家的認同表現為文化的認同，而不完全是國家“主權”的認同。因為主權在君而非在民，國家利益常常等同于皇家利益。（2）帝制被推翻改民國后長期戰亂，國家處于四分五裂的狀態，國家利益得不到完整體現和維護。 3、中共建國后，國家利益尤其是國家主權利益得到充分完整表現。但毛澤東不顧國力過早地追求“最高層次利益”的“自我實現”，如爭當“世界革命”的中心和“領頭羊” ，顛倒了國家利益實現層次的遞進關系，而不利于國家基本利益的實現。 4、改革開放后，鄧小平立足于最低層次國家利益的實現，同時不斷爭取較高層的國家利益，較好地實現了國家利益。但仍然沒有解決國家主權與人民主權的同一性問題。國家的公民利益和權利還有待于改善。 5、依據中國現有的國力和成長的潛力，中國低層次的基本國家利益應當進一步加強，高層次的利益——如參與制訂國際規則的利益還應當進一步的提升。 6、雖然各國對其具體利益重要性排序不同，但利益結構及順序大致相差不大。中國國家利益就其重要性而言，國家安全、主權和領土完整的保障包括維護國家統一，仍然是最重要（生死攸關利益）利益。隨著體制轉型，公民的人身財產及其基本人權的保障也是最重要的利益。其次是社會安全和福利的保障以及公民自由的保障、國民以及海外華人對國家的認同，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及國際參與等等。簡言之，尋求在安全前提下的發展仍是基礎利益。（二）如何確定國家目標國家目標（National Objectives）是國家為實現國家利益的方向與目的。國家利益的具體化就是國家目標。國家目標就是國家在未來世界格局或經濟鏈或政治鏈中所處的位置或方位，例如，是高端還是低端、是上游還是下游、是邊緣還是核心等等。國家目標的具體化就是指標體系或標的，即用一系列量化的數據和圖表所標明的具體位置。 1、國家目標的區分（劃分）按性質分類，可分為基本目標、特定目標、階段目標等三類，按內容分類，可分為國家安全、國家發展、國家尊嚴（地位）、國家影響力四種。這是大致分類，還可細分，如就國家影響力，可分為邊緣化、次邊緣化、核心國家；也可分為一般性國家、區域性大國、世界性大國、超級大國等等。國家的大小、強弱、邊緣和核心化程度、規則的制定和秩序的維護的參與或主導程度、現代化及其城市化程度、安全程度、民主化、法治化程度等等都可以作為目標進行細分。也可按時間（時程）來劃分為近期目標、中期目標和遠期目標。 2、目標的選擇（1）目標選擇的原則國家目標的確定必須符合可明確性、可整體性、可持續性、可權衡性原則。可明確性表達國家追求自己的目標的堅定不移和信心。如四個現代化、城市化、市場化、民主化、法治化等等目標；可整體性，則全局統領局部，不可以偏概全，偏于一隅，如現階段的“政治目標”是確保“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三者不可偏頗的政治秩序；可持續性也就是成長性和穩定性以及累積性，如經濟增長、民主、法治等等目標應當是一個可持續可累積的過程而形成的目標；可權衡性表達的是在資源有限（權力有限）的條件下的理性選擇，如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經濟發展目標相對于其它目標具有優先性等等。（2）目標的價值選擇和工具選擇目標選擇應符合價值理性，而不是工具理性。當（工具）目標與（價值）目標發生沖突時，我們應選擇價值目標而舍棄工具目標。比如經濟目標損害環保目標使福利為負值時，我們應選擇環保目標、因相對于人們福利目標而言，經濟目標是次級目標并表現為手段。工具理性服從于價值理性使目標具有連續性和累積性。不擇手段的追求目標的飲鳩止渴則可能欲速不達，甚至堵死實現更高層次目標的道路。如果用反法治的方法維持穩定，不僅不能持久而且會留下進一步不穩定的禍根；如果用非法非市場的方式發展經濟最終會葬送經濟。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一致，才能使手段和目的的統一，才能確保短期目標和長期目標趨向一致。應當看到，民主法治建設既是手段又是目的，而反民主反法治的“治理”只能是權宜之計；同樣，文化建設既是手段也是目的，當作手段，它產生激勵機制，增加社會信用資本，當作目標，它體現為人們追求的精神價值，構成總體目標的一部分。經濟、科技、教育等體制改革都如此，既是手段又是目標，即表現出目標的價值理性又含有工具理性。如今的中國顯然缺少一個相得益彰、配合有序的戰略目標體系的設計，甚至缺少政治目標的設計。（三）如何進行國家情勢判斷國家情勢判斷包括“國家穩定研究”，“世局研究”，“敵情判斷”，“國力分析”（鄧定秩）。 1、“國家穩定研究” 中國現代化過程是一個劇烈的利益分化和重組的過程。另一方面，尚未改變的傳統政治條件的“政治競爭”往往采取政治上對抗的形式，而缺乏“忠誠的反對派”，各階層的利益沖突和對抗，各種政治力量的沖突和對抗可能演變為嚴重的社會沖突，而危及國家的長治久安，甚至會帶來社會動亂、國家分裂和對外戰爭。形成對未來走向的“精英共識”，培育中產（中間）階層、防止兩極分化、敞開各階層之間以及民眾與當局之間的對話和溝通渠道，在民主與法治的軌道上解決社會沖突非常重要。 2、“世局研究” 主要研究世界格局的歷史、現狀、變化趨勢，以及各國相互之間的影響。當今世界最大特點：一是冷戰結束后美國單邊“稱霸”或主導世界秩序難以持續，伊斯蘭文明與基督教文明的沖突、民族或種族沖突、原教旨主義的極端分子的恐怖行為使世界秩序失范而缺乏安全保障。美國試圖以“民主聯盟”改變世界的亞無政府狀態（聯合國起一定的作用，不是完全的無政府狀態），締造“法治下的自由世界”（“21世紀美國國家戰略” ）；二是全球化——通過信息、技術、資本、貨物、服務、人員的世界性流動而反映出來的增長中的連接性正在改變原有的“東西對峙”、“南北分裂”的世界經濟發展格局以及傳統的國家分類，東方貧窮國家和西方發達國家，南半球窮國和北半球富國的邊界或劃分日益模糊，所謂三個世界的分類模式正在成為過去式，取而代之的是區域（地緣）經濟、政治的一體化；三是中國的崛起以及印度等國的潛在崛起正在改變世界原有發展格局。中國參與世界競爭或博弈的方式以及世界對中國的反應將對未來世局變化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 3、“敵情判斷” 可以將“敵”分為兩類，一是敵對狀態；二是競爭對手。沒有永恒的敵人，只有永恒的利益。在大國擁有核武器的今天，相互為敵只能是兩敗俱傷，又競爭又合作，尋求雙贏和多贏的局面符合各大國的利益。中國改變與美國的“敵對狀態”尤為重要。中國最棘手的問題或稱為“敵情”的是國內“分裂勢力”與外國勾結，它包括“臺獨”、“藏獨 ”、“疆獨”等等。能否制止分裂勢力，取決于中國的實力和相應的政策以及得當的外交手段。 4、國力分析中國最大的潛在實力是擁有無與倫比的單一（語言、人種）的巨大人口和第三大疆土，中國擁有巨大的并不斷提升的人力資本，是其成為世界一流大國的主要潛在力量。（四）如何進行國家戰略構想國家戰略構想（national strategic concept），是為實現國家目標所制訂的階段性戰略措施、謀略（大政方針）。它是國家戰略思想與戰略行為的連接點，用以指導國家政策和國家戰略計劃的制訂。可以說，它既是總體方針，又是路線圖。它涉及到外交、政治、經濟、科教文化（心理）、軍事等方面的整合。它是未來目標的重新構造和指引。限于能力，本文所作的戰略構想仍然屬于理論層面，而非操作層面。三、中國戰略目標的選擇：大國目標戰略目標的選擇和確定是國家戰略的首要問題。只有確定戰略目標，才可能確定實現目標的“時間表”并按此倒排“工期”，制訂經濟、社會、政治發展目標的優先順序以及相應的路線、方針、政策等等。中國的總體戰略目標是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強大國家。本文簡稱為大國目標。（一）從低層次的“生存”目標演化為高層次的“自我實現”的大國目標就現況而言，中國離大國目標相距甚遠，因此，與已完成現代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以國家安全為主要目標不同，中國戰略目標不僅體現為安全目標，更重要的是為實現現代化而制訂的發展目標。發展目標不僅表現為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數量目標，而且在一定意義上說，也包含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制度的轉型（轉軌）目標。因此，中國的戰略目標是安全、發展、制度轉型的“三結合”。由于經濟社會發展和制度轉型是在全球化中實現的，它又含有參與世界規則制訂的“大國目標”。又由于目標的實現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中國戰略目標的階段性表現為經濟→社會→政治的三維交叉演進。從經濟和社會發展看，它的實現是一個產業結構不斷調整和升級的過程，也是一個人口城市化的演進過程。從社會轉型看，它首先表現為經濟制度的變革，緊接著的是社會保障體系（三大生存底線）的建立及由此相應的社會組織的變革如NGO組織的開放，再后是政治制度的變革及政治的現代化過程，最終實現整個社會的現代化并成為少數幾個制定世界規則的大國之一。（二）長遠目標：成為世界性的主要大國中國是一個大國是沒有歧義的，是什么層級的大國即積強還是積弱的大國則是有爭議的。重要的是：在未來的若干年內中國會成為什么樣的大國？回溯歷史，中國在300年前的世界是公認的世界級大國，不論人口、面積、生產率、經濟發展水平、文化水平等等都首屈一指。如今，中國經過長達100多年的沉淪而又重新崛起。中國應以什么樣的大國模式作為自己未來的目標呢？就現有的國家整體實力而言，中國無疑是一個地區性的大國，但就人均GDP而言，卻還是一個發展中的地區性大國；就擁有安理會常任理事的“否決權”而言，它無疑是世界性大國；就中國現有的影響力而言，它與中國的人口、面積及其潛在的力量并不相稱，而不能稱為地區性的又大又“強”之國。因此，地區性的大（強）國只能作為其階段性目標而非最終目標，根據中國人口、幅員、文化底蘊、經濟發展的潛力，如果不出意外，成為世界性的大（強）國應只是時間問題。如果我們往前推 20年甚至30年，以2037年為限，中國成為世界性一流大國是完全可能的。關鍵在于能否突破制度和意識形態瓶頸以及理順國際關系。（三）大國目標與未來世局演變的假設 1、未來世界格局：大國寡頭“聯盟”替代單極－多極“狀態” 現今聯合國的功能和作用有限，其組織結構和議事規則難以承擔“世界政府”的責任。聯合國的改造又很難推行，半無政府狀態的世界需要“警察”維持秩序。冷戰后的美國作為唯一的超級大國擔當了世界警察的職責。但是，無論從財力、人力還是從國家本位利益沖突來說，美國單挑世界警察都是難以持久的。單是一個伊拉克“戰爭”就使美國陷入泥坑而難以自拔，其每年2000億的巨額財政支出使美國經濟難以承受。可見，單極對多極的結構是不穩定的結構，遲早會結束。在真正的“世界政府”沒有建立之前，一個穩定的格局應是區域大國寡頭的“聯盟”結構。最理想的結構是東亞＋北美＋歐洲的三角“聯盟”。如果本世紀中葉，世界格局的主導力量由三塊組成：一是以美國為首的北美，二是包括俄國在內的歐盟國家，三是包括南亞、東南亞、東亞的亞洲聯盟，那么，這三塊“綜合實力”將占據世界的70%以上，并且是一個互補的結構，這三大塊的合作競爭和聯合博弈將決定世界的秩序和穩定。目前歐盟和北美已經成型，關鍵看亞洲。如果亞洲走向一體化的“聯盟”，誰來主導和推動亞洲的“聯盟”？中國能夠成為“亞盟 ”的主導或推動力量嗎？這是確立中國大國目標的關鍵所在。 2、“三分天下有其一”的中國國家目標日本雖然經濟和技術領先，但由于國家疆土及人口不算大和歷史的原因，日本難以“眾望所歸”。印度能行嗎？印度雖有民主制度，發展速度也在加快，但印度嚴重的族群問題和語言障礙本身就難以形成統一的“國家力量”而無法擔此重任。東盟國家小而分散更無此可能，唯有中國是最合適的國家。從發展的遠景看，中國能夠主導亞洲或“挑起 ”亞洲秩序的領導責任主要基于以下幾個方面：（1）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商機中國是繼亞洲四小龍和老東盟國家之后進入現代化的快車道的，現正處于現代化的中期階段，在理論上還有長達30年的快速發展期。中國巨大的商機吸引周邊國家和遠距離國家。中國給世界各國提供巨大的經貿機會，極大地緩解了日本甚至歐美國家的經濟矛盾和問題。（2）中國巨大的市場潛力和人力資源中國現擁有13億多人口，10年后將達到14億以上。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同一種文化語言的單一市場。中國人的發財欲望又是世界最強的，可與猶太人妣美。如果美國人發財欲望為1，中國則可能為1.2，而印度人則可能是0.5，歐洲人則為0.7。欲望是需求的系數，市場潛在需求＝人口×欲望，可見，中國市場潛力無與倫比。今日中國之現代化只在 1／10的人口中發生，如果推向全國，產生的巨大需求將是無法估量的，單憑這一點，中國將擁有最大的市場、最大的人力資源、并將成為最大的資本擁有國。因為隨著科技和教育的進步，社會總資本中的人力資本的權重越來越大。（3）東亞文明之源中國曾經是東南亞和東北亞的領導者，其文化是周邊國家文明的源頭，它們對中國傳統文化是認同的。（4）國土資源豐富中國是世界上第三大面積國，又有長達上萬公里的海岸線以及百萬平方公里以上的大陸架。擁有的疆土超過東亞國家的總和。（5）橫跨太平洋兩岸的華人經濟圈海外數千萬華人擁有的財富總和超過東盟中任何一個國家GDP總和。由于具備上述條件，中國成長為大國的邏輯順序是：對外開放即最大限度的進行資源配置——大國市場的崛起——資本市場的擴展和深化——人民幣成為主流貨幣——確立東亞經濟一體化的主導地位。與此相配套的是法治體系和政治現代化規則的逐步確立。（四）大國目標：制訂的要點和原則中國之“大國目標”應是全方位的。在外交、軍事、文化、心理、政治等方面都應俱備大國實力和大國風范。大國決非僅僅是物資的，更重要是精神的。就中國之現狀看，即使持樂觀的態度，實現全方位的大國目標至少要花費30年。中國改革開放近三十年了，中國人講30而立，中國已經立起了嗎？再過30年就是一個“甲子”，走出60年甲子輪迴，成為世界性大國，就看這后30年了。30年的目標，尤其是前10年的目標如何確定？這是應當好好謀劃的。其中的原則和要點是可以先期討論的。 1、國際地位目標中國應轉換原有的“革命”角色，認同世界主流文明，重塑大國心態和大國風范，融入 “大國俱樂部”，在“大國俱樂部”中扮演越來越重的角色，并在世界事務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具體的說，中國應當成為“G八”成員；應當與歐盟、美國、日本、俄羅斯等大國在政治和國際事務上保持平等的協商關系；應當與美國、俄國、日本、北大西洋組織發展軍事合作關系。總之，中國應當融入主流世界，并且積極參與國際秩序和國際規則的制定，從而確立大國地位（這也是確保中國安全的最好辦法，因為，對中國產生軍事威脅的決非周邊小國，而是大國）。 2、經濟成長目標。可以從以下三方面考慮：（1）經濟指標：如GDP、產業結構、第三產業份額、技術進步率、城市化率等等。30年之內，實現中國GDP總量排名世界第一的目標似乎不成問題，但人均GDP能否達到世界平均水平？或者說，按人口的比例，占世界20%的人口，相應擁有世界GDP的20%？（2）福利指標。在30年內，實現公認的社會主義目標即消滅“三大差別”、推行“兩大免費”。具體地說，就是全面普及9年制義務教育、建立復蓋全民的醫療、養老保險、失業保險等全民社保體系，按照現有的“歐洲標準”，全面改善中國的生態環境。（3）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新動力或新的“增長極”。中國在東亞進而在更大的范圍內成為“經濟主戰場”并扮演引領的角色。一是人民幣成為區域乃至國際主要貨幣；二是中國市場交易如證券市場、商品交易市場等等將成為國際重要的交易中心；三是中國繼續成為世界各國產業云集之地，成為世界重要的生產中心。四是中國本土產業多元化和國際化，從而使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融為一體。 3、社會成長目標（1）市場經濟的成熟和高級化一是市場體系趨于健全和完善，自由定價或自由交易的價格決定資源配置。二是人力資本的確立，即人力資本（勞動力的信用、榮譽，技術等）可測量可評估可交易；三是產權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即各種產權的界定、交易和保護的制度化和法律化；四是教科文衛等領域向全社會開放，按照準入制度，允許符合條件者進入，原有的“事業單位”轉向市場組織或NGO組織或公營組織；五是企業組織的成熟，涌現大批世界級企業。（2）公共權力組織的成熟程度近30年的改革開放已經打破了“公私合一”“黨、政、經、社合一”的“無產階級全面專政”狀態。隨著簡政放權的改革的深化，隨著市場經濟及私人空間的擴大和公共空間的縮小，公共權力及其組織的科學化和民主化必然成為政治改革的主要目標：一是共產黨從革命黨轉向現代意義上的執政黨，黨的組織結構科學化和民主化，黨的機構與人大、政府、司法機構分離或分開，黨逐漸還權于政，但始終保有制憲意義上的權力、如憲法及重要法律（包括修訂）的最終批準權和解釋權；行政、立法、司法（法院）高管人員的提名權，議會（人大）的解散權等。二是行政、人大、司法相互獨立和制衡。三是政府依法行政，實行公共預算制和問責制。四是人大代表專業化和職業化，并由選舉產生，真正發揮立法、監督的職能。五是司法相對獨立，不再從屬于行政；六是行政體制科學化和民主化，實行類似法國的中央政府“集權制”加地方（縣市）以下自治，各省份改為中央政府的派出機構。（3）建立各種社會公共組織（NGO）和行業（中介）組織各類NGO組織（政黨除外）和行業（中介）組織是否建立和完善標志社會的成熟程度和穩定程度。應當立法后有計劃有步驟的推進。四、主要的戰略構想如果確定上述大國戰略目標，就需要對如何實現目標進行總體策劃和構想。一個完整的大國戰略構想涉及到經濟、政治、文化（心理、意識形態）、社會、軍事、外交等領域的整體思考，涉及到上述各領域之間的結構的重新調整以及各種力量（權力）重新配置的謀劃，涉及到通往階段目標進而最終目標的路線圖的設計等等。本文不可能對中國的大國戰略構想進行全面描述，只是就其中最為重要的環節進行框架性的思考：比如，創造什么樣的國際環境，才能確保中國經濟又快又好的發展并在全球化的競爭中勝出？為持續的又好又快的發展，如何轉變原有的經濟發展方式？配合國際環境的改善和經濟發展方式的戰略轉變，如何啟動新時期的政治轉型戰略？等等。（一）大國外交戰略：積極參與締造和平的國際環境中國的大國目標是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實現的，這就注定了它極度依賴于和平的國際環境，依賴于西方的先進技術、資金和產業的互動。但是，當今世界是不安寧的，局部的戰爭沖突幾乎沒有停止過，在核時代的今天，隨時都有可能發生人類自己毀滅自己的悲劇，大國應當共同負起維護世界和平的責任，聯手打造國際公共安全產品。 1、轉變外交思維方式，維護和平的國際環境自二戰結束60多年來，沒有發生世界性的大戰，這應歸功于人類文明的進步和大國之間的制衡。由于世界整體處于和平環境之中，這60多年創造的生產力遠超過從類有史以來的生產力總和。一大批國家在這60年中實現了現代化，跨入了發達國家之列。如果未來 200年人類不進行自我毀滅的戰爭，隨著日新月異的科技進步，馬克思設想的生存意義上的絕對豐裕的共產主義一定會實現。我們無意想象200年后的世界，就眼前而言，中國實現現代化進而成為一流大國，至少需要30年的和平環境。否則，如果出現世界大戰尤其是核大戰，莫說現代化，就是整個世界財富也許都會化為烏有。當然，和平的環境是靠所有國家尤其是有實力的大國共同維護的，中國應在共同“維和”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如積極參與一些爭端國的調停等等。中國是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在充分發揮自己的常任理事作用的同時，要加入大國之間的合作，這就需要越過意識形態障礙，按照世界主流文明的規則參與國際事務，支持什么，反對什么都應以維護國家利益和世界和平為出發點，充分體現大國風范，而不是按照傳統外交思維和意識形態劃線。中國應積極參與國際規則的制訂，在履行大國責任的同時，也能保護和提升中國的利益。 2、與美國建立戰略合作關系中國要實現大國目標必須化解與美國的“敵對關系”。這是實現大國目標必過的“坎” 。因為，有能力阻礙中國成為世界性大國主要是美國，其次是日本和俄國。美國與中國的對抗主要表現在意識形態和政治層面。美國人對“共產主義”深懷恐懼。因為在美國人看來，戰爭的危險主要來自于極端的民族主義和極端的原教旨主義以及專制主義，包括以世界革命為己任的“共產主義”。在經濟層面上，美國與中國既有競爭又有合作，也有少數對抗。由于其發展程度和水平不在一個層面上，再加上地理的間隔，中美合作式的競爭和互補應多于對抗。在軍事層面上，美國不信任中國，這也是意識形態和制度原因所至。在維護世界安全或實現美國的安全戰略上，中國與美國的合作有著巨大的潛力。從全球安全角度看，美國對中國的需求大于中國對美國的需求，美國需要中國的國際支持，主要表現在：（1）美國需要中國在穩定亞洲秩序方面發揮作用。世界主要戰爭的危險來源于中東、南亞、東亞包括北韓和中國臺灣等地區。中國對東亞的穩定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歷史上，美國總統羅斯福曾提議由中國維持亞洲秩序，提議中國而不是印度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也是美國所為，可見美國對中國在亞洲的份量的重視。（2）美國無力維持單邊秩序。一個伊拉克就搞得美國狼狽不堪，何況整個崇信伊斯蘭教的阿拉伯世界更難對付。美國需要中國的支持，這是日本所做不到的。如果占世界1／5 人口的中國與美國為敵，美國將更加焦頭爛額。（3）如果有中國對美國全球安全戰略的支持，美國維持安全秩序的成本將大大下降。但主要由于意識形態和制度障礙，中美兩國難以成為“盟友關系”。反過來說，中國現代化也需要美國支持。如果美國對中國由“遏制”轉為“支持”，那么中國的技術進步就會更快，其代價乃至現代化的代價和維護自身安全的代價都會大大下降，中國的安全系數會大大提高，臺灣問題的解決就會變得相對容易。中國人包括臺灣的中國人也不用燒太多的冤枉錢搞關系，中國與日本和俄國的關系就更容易處理。可以認為，抓住中美關系這個主要矛盾，其它問題會迎刃而解。這個世界很奇怪，在全球化的今天，誰也離不開誰，離開了誰的日子都不好過。既然中美互相需要，那么為何不能建立“戰略聯盟 ”？關鍵在于雙方缺乏互信機制。如果雙方有互信機制，美國也不會過多地插手中國的 “內政”，而讓中國人自己解決。中國也用不著大唱反美高調。如果中國與美國“結盟”，誰不高興？可以肯定是周邊國家。中國與太平洋彼岸的美國為敵，周邊近鄰國家都得利。如果中國與美國“結盟”，周邊國家反而會靠攏中國?。難怪中國古代早就提出遠交近攻的外交戰略，這是有道理的。但在當代，近攻不至于，遠交則是可以的，當然，“遠交”并不是乞討來的，而是在勾通和誠信的基礎上通過交換來的。可見，中美關系是外交的“牛鼻子”，應成為重中之重，中美關系處理好了，許多問題都會迎刃而解。中國不應忽視在當今的世界上，美國是唯一超級大國。就是在未來20年內，美國對世界的“領導”或“主導”作用恐怕是難以替代的。因此，與美國“結盟” 既有利于改善我們的國際環境，降低“國際交易成本”和安全成本，又有利于促進我國的現代化建設。與美國“結盟”的障礙在于：（1）缺乏互信機制。由于歷史的誤會以及西方列強對中國的傷害，也由于中國長期奉行 “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反對”的意識形態政策，中國與美國長期處于“對抗”狀態，互信機制難以很快建立起來。值得慶幸的是，相比過去，中國同美國的關系已得到很大的改善并在許多方面走向了“合作”。（2）價值和制度的“沖突”。“冷戰”雖然結束，但美國的極右派仍然將中國作為假想的敵人，美國支持中國的持不同政見者以及分裂主義者在中國“鬧事”和分裂活動。中國左派亦把美國當作頭號敵人。考慮到中國社會在轉型和經濟發展的加速以及觀念的變革，化解或緩解“敵對”情緒仍然是有可能的。（3）臺灣問題。美國雖承認一個中國，但在臺灣的統一問題上與中國有不同的政見，并與臺灣保留“條約關系”。考慮到美國戰略出發點是國家利益，而不僅僅是價值，考慮到美國將全球安全利益視為其國家戰略的核心利益，消除上述障礙，化解對立還是有可能的。可以設想，如果中國主動參與美國全球安全秩序的維護，就可能換取其放棄對中國的分裂分子的支持和對中國內政包括臺灣問題的干涉。如果中國認同世界主流文明的規則，就可能消除其對中國意識形態的恐懼，從而增加互信機制。如果中國堅定不移按照民主、法治的原則有序地進行經濟改革、政治改革和社會改革，逐步建立民主、法治的社會主義制度，并按世界主流文明規則處理國際事務和維護本國利益，就可能消除傳統的“制度”對立和“軍事”對立，正如美國的自由資本主義并不對抗瑞典的民主社會主義一樣。總之，積極參與締造和平的世界環境，改善與美國的關系乃至與美國建立戰略合作伙伴關系應成為對外戰略的關鍵。當然，國與國的利益矛盾總是存在的，關鍵在于如何處理？用什么方法處理。另一方面，與美國建立戰略合作關系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并且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必須縝密研究，精心策劃，謀略得當，系統推進，重點突破。改善與美國的關系乃至建立戰略合作伙伴關系，是一項重大的外交戰略轉變，它需要意識形態層面、制度層面及至權力層面的支持。首先要突破傳統的斯大林意識形態模式，解放思想，在黨內高層形成共識，建立新的外交觀；二是擴大對美的勾通渠道和平臺，在經濟戰略對話、國際安全戰略對話的基礎上，增加政治和社會的戰略性對話、軍事的戰略性對話，以增進雙方的了解、溝通和互信。三是逐步開展多方面、多層次、多維度的合作，以加快中國現代化建設的立體推進和臺灣的和平統一進程。四是講究謀略，進退有余，互通有無，立足于“交換”解決中美兩國的利益沖突。如在守住國家主權底線的基礎上，通過某些“政治”上的讓步或支持美國的國際安全戰略，換取經濟和技術利益等等。（二）經濟發展方式的戰略轉變上述戰略目標的如期實現，中國經濟必須高速增長，未來30年GDP年均增長率不低于7%。過去的三十年GDP年均增長率顯然已經高出這個目標，達到9.6%。考慮到未來GDP年均增長7%的目標是在一個健康、公平、全面發展——產業升級、技術進步、制度創新、城鄉協調發展、收入差距縮小、環境改善等等情境中實現的。這個目標不算低、而是高指標了。原有的經濟發展方式顯然不能實現這個指標。可以預言，如果不加以轉變，它將堵塞中國未來發展的道路。 1．原有發展方式的難以維繼經過近30年的高速增長，原有的經濟增長方式，已將中國經濟推進到工業化的中期階段，帶入中等收入國家之列。中國已基本消滅了絕對貧困，數以億計的中國人不同程度的提前享受西方發達國家幾百年才能享受到的現代化成果。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但是，與一些東亞國家和地區相比，中國存在的問題似乎更為嚴重，如人均GDP低于標準值（東亞國家和地區30年高速增長，一般為4000美元－8000美元，中國僅為2000美元），人力資本增值緩慢，內需不足，兩極分化，生態環境惡化，透支未來嚴重等等。中國經濟增長方式既像東亞模式，又不同于東亞模式，如果加以比較，不難發現其特征上的異同：外部依賴性過高。外資對中國經濟影響過大，外貿依存度過高，高達70%，這在大國中是絕無僅有的，也是東亞模式國家和地區所不及的。長期依賴高投入，投資率高達50%。這是與所有的東亞模式國家（地區）相似的。政府行政整合資源推動經濟增長，政治權力主導或參與要素的配置。這也是東亞模式國家和地區所不及的。非規范的、非法治的、不擇手段的低價（低成本）的生產方式，這是中國所獨有的。城鄉二元的分離式發展，“一個國家，四個世界”的非均衡經濟等等。這也是中國所獨有的。由于上述特征的存在，中國經濟存在如下問題：國內大多數地區經濟嚴重開發不足。現代化僅限于東部沿海地區和大中城市。人力資本、勞動力價值尤其是低層勞動力價值無法與經濟成長同步提升。這也是內需不足的重要原因。產業鏈的低端化，技術創新嚴重不足，既依附于國外資本、也依附于國外技術的粗放性生產。制度性的腐敗無從根治，普遍的尋租和“全民腐敗”帶來經濟秩序的紊亂或無規則化或潛規則化。兩極分化、環境惡化、畸形發展、透支未來則是上述經濟增長方式的必然惡果。隨著時間的推移，其負面作用日益顯示出來，甚至成為動亂之源。應當說，中國經濟發展方式是非常特殊的，它既區別于“標準”的東亞模式，也是其他國家無法效仿的。它的存在或成功或維繼取決于如下條件，并且缺一不可：國家壟斷和國家控制。后極權制度或后革命專制的政府對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利（資源）的壟斷或控制。資本及貿易的國際化和全球化背景。大國市場的存在，各地區的產品和要素互為市場。無產權狀態進入產權狀態的廉價資源，即資本化程度的提高帶來的暴利與集中使用而至的廉價勞動力的“無限供給”的奇妙結合。法律、宗教、道德的缺失，人人犯錯或有罪的“制度陷阱”。 13億中國人發財的欲望和沖動，如此等等。然而，上述條件正在發生變化，國家權力壟斷的成本越來越高，其負作用越來越大，廉價勞動力也不再“無限供給”；人們對成本外化，收益內化——環境污染、資源破壞、對非規范非法的低成本的“商業模式”——造假經濟、黑工經濟、以權謀私經濟——巧取豪奪國有財產、尋租索賄越來越憤怒，越來越難以忍受。原有的經濟增長方式必須加以轉變。 2．戰略轉變的原則一是改變原有的經濟流程，從投資導向轉向投資與消費導向，從外需導向逐漸轉向外需與內需導向并重，改善內外經濟平衡。二是改變原有的治理流程，逐步形成以法治和信用為約束條件的市場經濟流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秩序；三是改變原有的價值增值流程，大幅度、大規模的進行人力資本的開發和提升，提高技術創新的原動力，增加高端產業的投入，提升中國產業在全球分工的價值鏈中的位置；四是以城市化為中心，城鄉建設一體化的推進經濟發展。 3．戰略轉變的要點一是加快經濟梯度開發的步伐，擴大城市化和工業化的半徑，改變現有的沿海地區加“ 飛地”（中心城市）集中發展的單向格局，利用工業轉型（轉向重化工業）的時機，加快內地城市（城鎮）的開發和梯度擴散，形成城市帶動郊區進而帶動周邊農村發展的新格局；二是在加快產業技術升級的同時，確保產業結構的有序遞進，確保在城市化進程中的工業用地和一般勞動者住房用地的合理配置，防止產業的泡沫化。三是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在加快金融、貿易、運輸等服務類產業的改革和開放的同時，要加快科、教、文、衛等產業或領域的改革開放，不失時機的分別推動科、教、衛的市場化、NGO化和公共事業化。四是加快產權制度的改革和資本市場的深化，全面建立和健全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產權制度。五是推進經濟區域的一體化和國際化。 4．關于市場深化的設想市場化改革已成為“半拉子工程”，繼續深入市場化改革，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必要條件。可以設想的是：（1）建立和健全人力資本市場，逐步取消戶籍制度，按照國際規范，建立各類勞動力的登記注冊制度，培訓制度，勞動保護制度，交易（聘用、雇傭）制度。大力提升勞動力素質和人力資本，促進優秀人才向企業而不是向官場流動。（2）加快土地的市場化和資本化。中國城市房地產泡沫化與土地產權不清和流動性差密切相關。盡快從法律上界定公有（集體）產權和私有產權，建立健全土地的交易市場，加快土地（使用權）的流動和合理配置，加快房地產市場的全流通和一體化（即城市土地、城郊土地、農村非農用地交易的統一市場的建立）是中國經濟轉型的必然要求。（3）金融市場的深化。建立健全品種齊全、管理有序、制度嚴格的各類證券市場，深圳和上海交易所應與香港聯交所強化合作關系，著力打造大中華的證券市場交易中心，進而發展成為亞太乃至世界性的金融中心。（4）外匯市場。逐步放開對外匯的管制，使人民幣成為區域和乃至世界貨幣。 5．推進經濟的區域一體化和國際化的設想（1）與東南亞經濟“接軌”。加快廣西、云南、貴州、四川等省區與東盟國家的經濟合作。構建兩洋（太平洋與印度洋）區域的大陸橋。廣西、云南應聯手與緬甸合作共建雙 “橋”（即陸橋和輸油管道）。在云南至廣西北部灣出海口的沿路沿線沿江進行石化產業的布點建設，從而帶動該區域的重化工業的發展；（2）建立中國西北各省區與中亞各國的經濟合作區。加強中國西北各省與中亞各國的經濟合作往來，開發該地區的石油、礦產資源，打通中國內地至西亞的陸上貿易通道；（3）建立東北亞經濟合作區。促進東北三省加內蒙部分及遼東半島與日、韓、俄的經濟合作，甚至可邀請日本和南韓合作共建該部分區域；（4）福建等東南沿海地區與中國臺灣省的經濟區域的合作開發。甚至可以考慮與臺灣省合作共建經濟特區；（5）廣東省與香港、澳門的區域合作開發、也可以考慮與香港和澳門合作共建經濟特區；（6）海南島特區開發，可考慮與新加坡合作共建；（7）上海及長三角發達地區可與美歐發達國家深化合作關系。總之，通過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和擴大對外開放，加快經濟的國際化，推進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6．加快各區域的綜合配套改革試驗。鼓勵每省區擇點進行改革綜合配套試驗。通過綜合配套改革，促進經濟與社會、城市與農村、經濟與政治的統籌協調發展。（三）政治轉型戰略應當說，中國政治體制隨著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相應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并支撐了中國經濟30年的高速增長。中國現行政治架構與經濟增長方式是相吻合的，甚至是相輔相成的。如果中國經濟發展方式不變且可以持續下去，中國政治體制架構就沒有變化的動力和需求。但問題恰恰在于：原有的方式難以持續，經濟發展方式的戰略轉變要求政治體制及其架構相應轉變。幾乎不證自明的是，現行的政治體制和架構已經越來越跟不上經濟現代化的步伐，許多看似經濟問題，實際上是政治問題，或者說是政治體制所至。比如制度性的腐敗以及環境惡化無法根治的問題；法治的市場經濟體制無法建立健全的問題；兩極分化、社會治安不穩定等等問題，都與僵化的政治體制有關。眾所周知，中國經濟已經走出了斯大林模式，但在政治上和意識形態上仍沒有脫離斯大林體制模式的框架。這是許多問題不能根治的最終原因，也是中國經濟發展方式難以轉變的重要原因。現行的政治體制已嚴重地束縛了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政治體制的戰略轉型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融入主流文明、實現大國目標的必要條件和充分條件。 1．政治轉型的若干選擇中國的政治轉型應當分兩步走，第一步解決初級階段的政治現代化；第二步實現民主政治。第一步也許需要30年的時間，當然也可以提前實現。初級階段的政治轉型的核心是中共轉型，中共轉型完成之日，就是政治轉型成功之時。概括的說，初級階段轉型有兩種方式可供選擇。當然這兩種方式也可衍生出多種組合方式。（1）“黨政分開，統一負責式” 黨組織是國家機器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機構是“政治”部門即政權治理部門而不是行政性的執行部門。這里說的黨政分開，指的是作為政治部門的黨機構與作為行政部門的“ 政府”機構的分開而不是從同為國家機器中分離。中共黨組織事實上已是中國國家機器和政體的主要組成部分，甚至是核心部分，但中共中央部門卻沒有機構化、專業化、日常化，沒有像一個真正意義的上政治機構和政策決策及審議中心來行使政治權力，而與真正意義上的行政權力即執行權力相混淆。改革的方向是，黨作為一個負責決策的政治部門，國務院（政府）作為一個執行部門，人大繼續扮演榮譽性和禮儀性的角色，成為政治生活中最重要最神圣的禮儀部門，其成員由各行各業各地區的代表人物構成。可以比喻的話，人大相當于企業的“利益相關者”或公關性的會議；黨代會類似企業的股東代表大會，不再是“禮儀性”會議，而是最高權力機構，決定和審議國家的重大事項，選舉中央委員會等等，黨代表由各類專業人士和政治家構成；中央委員會相當于企業董事會，是黨的決策機構，由專業人士和政治家及黨務工作者構成；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相當于企業常務董事會，是決策的常務機構；中央總書記相當于企業董事長，領導全黨全國。其政治構架如下：決策機構：黨代表大會——黨的中央委員會——黨的政治局及其常委——總書記（及其書記處）。執行機構：國務院——各部委辦局——派出機構即省（市、區）。禮儀機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政協。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為榮譽性質。（2）“黨政分離，各自獨立”式這有兩層含義，一是通常意義的黨政分開，即黨組織逐步與行政、立法、司法分開，這是貫穿于整個初級階段的政治轉型原則。二是在其高級階段，黨組織不再成為國家機器的法定部分，黨國分離。這是世界通行的主流民主模式。 A黨組織的科學化進程。與上述“黨政分開”是大致相同，但職能有所不同。比如黨不管行政性決策。黨的決策職能最重要表現在于：法律的制訂和修訂，國家機構的設立，國家領導人的提名，國家預算的審核，國家公職人員的監督等等。 B政府（國務院）是最高行政機構，其機構、職能和組成成員由黨提名，提交人大表決通過。國務院按照憲法規定履行職責，黨不直接干預。如果黨不滿意國務院及其首腦，可以罷免或重新改選（解散國務院組成人員，重新選舉）。 C人大不僅是禮儀機構，更重要的是立法和審批審議的機構，履行立法和國家財政預算、人事任命等重大事項的審議審批的職責。人大代表的組成可有多種形式，比如：1／3由直接選舉產生；1／3由專業委員會推選的專業人士；1／3由黨推選，也可以采取全部由黨提名，公民投票通過。黨不滿意人大，可以提前解散人大，重新選舉。不論實行上述何種方案，司法（法院）都要逐漸脫離黨的機構的直接管理，相對獨立。比如，黨只保留對高級法官的提名權，提交人大表決通過。 2．政治轉型的基本原則（1）現代政治的分階段實施原則。從傳統政治轉向現代政治是一個替代的過程，一方面，“新不立，則舊不度”，另一方面，又是一個生長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不論實行哪種模式，政治現代化都是必須的。在初級階段，政權治理從傳統轉向現代的主要標志是公開化、科學化，進而民主化。初級階段的公開化要求政治角逐從陰謀轉向陽謀，注重政治誠信，政務公開，實現陽光下的政治。科學化要求機構的設置和職能分工合理化、標準化、制度化、專業化、職業化。民主化要求賦予黨員和公民參政議政的權利，要求政府依法行政和高官問責制。與此相配套的是，官民溝通渠道的暢通，各階層（利益集團）的政治協商，有限度的媒體監督。（2）初級階段的公民權利原則。在政治轉型的初級階段，公民擁有財產權、自由言論權、非政黨性的結社權、有限制條件的選舉權等等。（3）初級階段的多元化原則。除不能組建政黨性的團體外，各種利益團體、信仰團體和知識團體在依法登記的范圍內可以合法地活動。允許人們自由選擇信仰不同的宗教，如佛教、基督教、儒教等等，但禁止宗教團體進入政治和世俗領域；允許不同思想文化的存在，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4）初級階段的法治原則。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外自由”，相對獨立的反貪機構及相對獨立的司法審判。 3．政治轉型成功的必要條件（1）認同和擁護中共的領導地位。中共是中國最大的政治力量和經濟力量，是決定中國前途命運的最大力量，是國家戰略的實際決策人和操作者。這是我們思考戰略的前提條件，也是實行政治轉型的前提條件。（2）中共承諾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或轉型。確立政治體制改革的時間表和路線圖，用30年以內的時間，建立初級階段的現代政治。在2037年前后實現鄧小平民主政治的遺愿。（3）重樹理想主義旗幟，改造黨的政治生態。吸收以黨國利益為己任，有志于中國改革的熱血青年和仁人志士入黨，凈化黨的生態環境，使之適應于黨國的現代化。（4）強化中央的權威，改變“王爺”（部門）和“諸侯”（地方）專權的現象，自上而下地、有秩序地、有組織地推動政治體制改革。（5）營造改革的動力機制，對改革受損者進行補償，另一方面，強化改革的動力機制，讓改革者受益。 4．政治轉型的初步設想以第二種轉型方式為例。十年為一階段，分三階段進行：第一階段：前五年重點是啟動黨的組織機構及其職能的科學化，理順黨、政、經、文、科、教、衛等關系以及進行基層（縣以下）的民主“自治”改革試點。借鑒現代執政黨的經驗，在黨內設立各種專門委員會，處理黨務及與政、經、文、科等關系，中共干部應當專業化和職業化，以適應中共內部組織的專業化。在適當的時機實施各級部門（包括學校）黨組織業余化、各級黨組織只保留監督權。黨的行政權應與決策權和監督權分立。要將黨的總書記一元化的領導即首腦負責制與決策權的集體負責制分離，在強化總書記負責制，對全黨實行一元化的“行政”領導的同時，也要加強重大問題的決策權以及對行政的監督權的“集體作用”等等。后五年的重點是推進黨的制度民主化建設進程，如黨代表、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省委乃至總書記的差額選舉；政府首腦的差額選舉以及擴大基層的民主和自治改革等等。第二階段：一是完成黨的組織機構的科學化建設；二是黨內民主制度建設取得階段性成果；三是黨的機構退出行政部門，黨政徹底分離。第三階段，完成黨的民主制度建設。黨的機構退出立法部門和司法部門。中共按照憲法賦予的職責，依法監督行政、立法和司法。鑒于憲法及其基本法律的制訂和修訂是由中共向人大提出的，鑒于政府人員，大部分人大代表，高級法官是由中共提名的，完成了自身變革的中共仍然處于執政黨地位，所不同的是，黨的部門不再與行政、立法、司法部門混為一體或“兩張皮”，而是黨中央根據法定程序，通過人事的控制權和游戲規則的制定權從而領導整個國家，中共從而轉型為現代的執政黨。 5．行政改革設想（1）行政架構行政架構主要有兩種形態，一是聯邦制，二是中央集權制，介于這兩種形態又有多種組合，且其相應的政制有總統制、半總統制及首相內閣制。中國一黨制現狀決定了聯邦制難以推行，因為聯邦制與一黨制不相容。可以設想的行政架構應是中央集權制加地方自治。中央集權加地方自治有多種組合形式，關鍵在于何級集權，何級自治。比如，實行三級半制，中央為一級，省作為中央派出機構，既是中央的代表，又是地方省區的總管，可稱為半級，縣（市）為一級，鄉（鎮）為一級。也可采取三級制，中央——省（區、市）——縣，鄉鎮作為縣的派出機構。甚至仍然采取四級制：中央——省（區、市） ——縣——鄉（鎮）。無論實行哪一種模式，縣以下都應采取自治的方式，自治可以是協商式自治和民選式自治。按照不同的行政區劃，實現不同層級的財政體制。在這方面，可借鑒西方國家的有關經驗。（2）逐步推行公務員制公務員制的核心是建立穩定的職業（事務官）官員隊伍，職業性的技術官員不因政治官員的變遷而變換。事務性的公務員采取考任制，一經錄用，不犯錯誤，可以任用至退休，從而打破現在的事務性的技術官員與政務性的政治官員不分，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現象。政府首腦及副手采取選任制，幕僚及其閣員采取委任制，與首腦共進退。為了確保公務員系統的廉潔高效，在建立獨立的反腐監督系統的同時，必須實行高薪養廉制度。 6．立法改革：人大（1）人大代表的產生方式。各級人大代表產生方式應根據不同的行政區劃而定，如果采取三級半制，全國人大代表（中央議員）由2000多縣（市）選舉產生（當然，也可由中共提名，公民直選）；亦可采取“四、三、三”制，40%由中共決定，30%由專家委員會推選，30%直選。（2）人大分為兩級制。人大委員相當于西方的參議院議員，由各省區的代表和中央代表組成。人大代表相當于西方的眾議院議員。（3）人大代表和人大委員應專業化和職業化，應當有固定薪金報酬，而不應像現在的“ 兼職”。 7．司法改革廣義的司法改革包括紀檢、公安、檢察、法院系統的改革。市場經濟是法治的經濟，法治的核心是司法公正，司法公正的關鍵是防止公權濫用。因此，能否建立公正、高效的反腐機構和公正的審判制度是法治的市場經濟能否確立的關鍵。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包括拉美一些國家陷入“市場經濟陷阱”的主要原因是無法防止公權濫用的腐敗。建立廉潔、高效、公正的反腐系統，新加坡和香港經驗都可借鑒。與獨立的反腐機構相對應的是獨立的司法審判制度。英國獨立的司法制度形成長達數百年之久，中國建立獨立的司法制度也是一個較長的過程，可從兩方面突破，一是從最薄弱的環節入手，比如在經濟某些領域開辟獨立審判的試點；二是從“反貪”入手，開辟“貪污行賄”的獨立審判試點。 8．結束語創造有利于中國經濟發展、從而實現大國戰略目標的國際環境與中共的政治改革是相輔相成的。沒有中共的政治改革和對未來民主政治的承諾，中國就不可能融入世界主流文明，也就難以突破“重圍”，“化敵為友”，進而借助經濟的全球化實現中華民族的復興。另一方面，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也需要政治轉型的支撐。沒有政治的轉型或政治的現代化，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是難以持續的。從這個意義上看，政治轉型是實現大國目標的關鍵所在。 -- ※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坊(ptt.cc) ◆ From: 113.205.235.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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