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選] 貧富布君遊中國2010（三）
十一國慶早上九點，我和之前聯繫上的公費生陳弘先生、鄭堅先生，以及全
國台聯的職員徐波先生約在北京國際飯店見面。坐地鐵到王府井站，參加國慶升
旗典禮的民眾人山人海，在擠地鐵的時候我就深深感覺到，就算我把雙腳懸空，
也不會掉下來，難道這就是漂浮的奧秘？飛起來了怎麼可能救命啊我不要，快來
愛我不然我會瘋掉。
穿過重重人群來到飯店門口，竟然拉起封鎖線不讓進，包含北京國際飯店到
天安門廣場的區域全部管制，我才發現我看錯地圖了，把北京飯店誤認為北京國
際飯店，你TM的這跟AC米蘭和國際米蘭有什麼不一樣啊！
還好北京國際飯店也在地鐵一號線上，就兩站地的距離。可是當我想回去搭
地鐵的時候，才明白張愛玲小說《半生緣》裡面，曼楨對世鈞說「世鈞，我們回
不去了」這句話的最高境界。
從地道裡不斷湧出螞蟻雄兵般的人群，爸媽帶小孩，甚至連阿公阿嬤全家來
觀禮的都有。就升個旗而已有什麼好看的？這盛大場面在台灣的雙十國慶已經見
不到了，害我根本沒法往地鐵裡面擠啊。
後啦，哇崩潰啊！
理論上應該有其他的入口可以讓我進入地鐵，可是就兩站地而已，走一下就
到了不是嗎？反正交通管制打不到車，不妨就走路過去吧。
然而，這又是一個錯誤的判斷。北京之大，從地鐵站的間距就能看出，北京
國際飯店距離王府井實際上非常遙遠。我已經遲到了，進不了地鐵打不到的，又
看不到路的盡頭，只能靠自己的雙腿。
於是妳就看到有個台灣來的小伙子，國慶一早在東長安街和建國門內大街晨
跑，好個強身救民族，奔跑慶中國啊。
後啦，哇崩潰啊！
我脫去外套，滿身大汗，總算到了北京國際飯店。兩位老人家等我一陣子了
，臉上略顯不悅，我只能連忙賠不是。
喘完幾口大氣後，我才向兩位老先生說明此行拜訪他們想要瞭解的問題。如
果你問我，有什麼必要為了調查公費生的事情大老遠從台北飛到北京，在電話中
直接詢問他們不就行了嗎？
理由很簡單，我在台灣時和他們通過幾次電話，才知道原來不只尤老師，每
個當年到大陸就讀的台灣公費生，都背負了那個時代的動盪。我對於這幾位台灣
老前輩的人生際遇感到非常震撼，才特別想要親自見上他們一面，以表達我這個
後生晚輩對他們的尊敬之情。
就說到陳弘先生吧，他的本名叫陳伯熙，1946年進入上海復旦大學法學院。
他在台灣有位未婚妻，名叫楊惠華，兩人約好一畢業就結婚。
三年後國民政府撤退台灣，陳弘先生選擇留在大陸，並透過香港友人寫信給
楊惠華女士要她到大陸。楊惠華女士的父母不准女兒孤身赴對岸和陳弘先生完婚
，楊女士只能痛苦地和陳弘先生解除婚約。在她回給陳弘先生的最後一封信，淚
水都模糊了字跡。從此兩人音訊斷絕，只能各自成家，陳弘先生和家裡也完全無
法聯繫。
若干年以後，陳弘先生才知道，他的母親認了楊惠華做乾女兒。每當楊女士
去探望陳弘先生的母親時，兩個人總得哭一場，陳弘先生的母親甚至還因過度想
念兒子而哭瞎雙眼。因為沒辦法回台灣，陳弘先生的父母過世時，還是由楊女士
披麻帶孝，替陳弘先生送他父母最後一程。
八十年代陳弘先生擔任人民日報駐東京記者，楊女士從台灣去日本見陳弘先
生一面。陳弘先生想到過往種種一切，想到楊惠華女士為他父母做的一切，無法
用言語表達他心中的激動與遺憾，在楊女士面前跪了下來。楊惠華女士淡淡地對
他說：「只怪我們沒有緣份，來世再做伴侶吧！」
當我第一次聽到這故事時，忍不住掉下眼淚。這已經不只是愛情故事，更反
映出一個台灣家庭在那個時代的悲劇宿命。
陳弘先生的故事在06年被改編成電影《雲水謠》，陳坤和徐若瑄分飾男女主
角。可惜的是這部電影只是單純改編一個愛情故事，沒有把時代背景的因素加進
來。光是看電影，不太能夠體會其中更加複雜的情感。
另一位老人家鄭堅先生，他們一家也是飽嘗兩岸對立之苦。
鄭堅先生原名鄭鴻池，台灣彰化人，祖先與鄭成功同宗，三百多年前就渡海
到台灣定居。因這不平凡的身世，使鄭堅先生一家經歷與一般家庭不同的命運。
鄭堅先生的父親名叫鄭水河，日治時期參加台灣文化協會的反日活動，被日
本人通緝而流亡大陸，抗戰勝利後一家人才不用再逃避追捕。
1946年鄭堅先生考取公費生資格進入廈門大學就讀。內戰期間他加入解放軍
，在閩南山區打游擊，後編入第十兵團，任政治部台灣訓練隊隊長。
鄭水河育有六個兒女，鄭堅先生排行第二，他的姊姊鄭晶瑩因參加中共地下
黨被暨南大學開除學籍，他的大弟鄭鴻溪是台灣四六事件的學生骨幹，被國民黨
追捕而逃離台灣，可以說他們一家都流有滿腔熱血。
遺憾的是，內戰造成一家人分隔兩岸，鄭水河帶著三個在台灣出生的兒女留
在大陸，他的妻子則帶著三位在大陸出生的弟妹回到台灣，互相失去聯繫。
國民政府潰敗後人人都往台灣逃，心向共產黨的鄭水河頂著台灣人的身份留
在大陸，卻被視為潛伏在大陸的國民黨特務，而在福建龍岩伐木勞改數年；長女
鄭晶瑩也頭戴特嫌帽子接受勞動改造十幾年，四名兒女全靠鄭堅先生撫養。
鄭堅先生雖然沒怎麼受苦，但和許多歷史反革命或台灣人一樣，檔案裡有「
不得重用」這個大大的包袱，也是要看人臉色吃飯。
帶著三個小孩留在台灣的鄭母一樣不好過。鄭水河長年投身反日運動，家底
並不豐厚，鄭母只能憑著裁縫的工作拉拔三個孩子長大。老四老五唸到初中就得
輟學工作，家境清苦。諷刺的是國民政府把留在大陸的鄭水河視為共產黨特務，
三不五時就上鄭家叨擾，讓鄉里對鄭家投以異樣眼光。鄭母就在這種條件下憋著
一口氣，等待和丈夫重逢的日子到來。
雁來音信無憑，路遙歸夢難成。1974年鄭堅先生調任福建前線廣播電台任副
總編輯，他讓大姐在「台胞在大陸」的節目裡用閩南話對著台灣的鄭母廣播：「
身在大陸的家人都好，請放心，請耐心等待團員的一天。」居然真的透過一位遠
親傳到鄭母的耳中。斷絕二十五年之後首次聽到家人的消息，高齡六七十歲的鄭
母悲慟不已。
在這樣艱辛的環境中，鄭家最小的兒子鄭鴻川非常爭氣，移民到了美國。當
年他大學畢業本來要申請赴美留學，但因父親的特殊身份國民黨政府不讓他出國
（滯留在大陸的公費生的台灣親屬全被國民黨政府列入黑名單），他後來攢夠錢
才移民到舊金山。
由於身處美國，才有機會和大陸的家人聯繫。兩岸家人聯絡上之後，當然希
望能夠找機會見一面。
鄭家老三鄭鴻溪在北京中共中央統戰部工作，是兩家人的聯絡窗口。1981年
年初鄭堅先生接到弟弟的電話，老三聲音非常激動地說：「哥，媽要來大陸！」
鄭堅先生聽到這消息，興奮到兩腿發軟站不穩，可是兩岸尚未開放，鄭母要從台
灣到大陸何其困難。
原來是鄭母先飛到舊金山小兒子那，再轉飛上海，整趟行程完全保密，絕對
不能讓國民黨政府知道。
這一年鄭堅先生五十四歲，父母都已高齡七十多歲了。為了這闊別三十餘年
的再團員，鄭堅先生、鄭父、大姐不約而同把白髮染黑，時光倒流，讓自己看起
來年輕些，回到1949年以前全家人在一起的幸福時光。
老三從北京到上海和鄭母、小弟會合，一起飛往福州，鄭父也從廣州飛到福
州。台灣到福州不過一百公里的距離，卻讓年逾七旬頭髮班白的鄭母兩度飛越太
平洋，一家人才得以團員。當鄭家人在福州機場相遇時，所有人抱在一起痛哭失
聲，傾訴三十三年來令人撕心裂肺的分離苦痛。
是什麼樣的力量阻絕了一家人的團聚？又是什麼樣的力量讓他們寧可吃盡苦
頭也要見上一面？
鄭堅先生原本以為父母重逢，會有說不盡的話語，可是鄭母似乎不能原諒鄭
父把他們母子四人丟在台灣，受盡貧困和心靈上的折磨。鄭母一看到鄭父，就一
直用那雙歷盡滄桑的手捶著他罵：「沒良心，將兒女和自己一甩手幾十年！」政
治對立，換來的只是家庭破碎。
鄭堅先生回憶，母親和父親一個月的相處，多半無語凝噎。鄭母隨身帶著一
卷錄音帶，其中有一首台灣在日治時期，描述一位鄉下女子愛上一名都市男子，
最終被遺棄而沉淪歡場的歌曲《雨夜花》，她讓鄭父聽這首歌，聽聽她三十年來
內心的孤苦哀戚。
鄭水河先生默默地聽著歌，想起自己在1949年時因為堅信共產黨在兩年之內
就可以解放台灣，才選擇留在大陸。可沒想到國共一對立就是幾十年，結果不但
自己受苦，也讓老伴和兒女受苦。他不怨誰，到了這把年紀什麼都看破了，至少
他還能和結髮夫妻老來相聚，這份幸福比什麼都足夠。他知道，他的老伴願意飛
越太平洋來探望大陸的家人，就表示她還認這個家。
再怎麼動亂的年代，都拆散不了一家人的血脈。鄭水河先生心中並沒有怨，
如果要怨，就怨中國這百餘年來的動盪命運吧。
隔年鄭母再次到大陸，一家人再度團聚。不久之後，鄭父嚥下了人生的最後
一口氣。如果說鄭水河先生有什麼未了的心願，大概是終其一生無法再回到台灣
故土吧！
雨夜花，雨夜花，受風雨吹落地，
無人看見，每日怨嗟，花謝落土不再回。
花落土，花落土，有誰人倘看顧，
無情風雨，誤阮前途，花蕊哪落欲如何。
雨無情，雨無情，無想阮的前程，
並無看顧，軟弱心性，乎阮前途失光明。
雨水滴，雨水滴，引阮入受難池，
怎樣乎阮，離葉離枝，永遠無人倘看見。
《雨夜花》 詞：周添旺 曲：鄧雨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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