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2010年8月號
接著說“章太炎與王陽明”
關於章太炎與王陽明﹐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有兩篇代表性的文章﹐那就是朱維錚先生的《章太炎與王陽明》(一九八○)和孫萬國先生的《也談章太炎與王陽明》(一九八二)﹐均收入章念馳編選的《章太炎生平與思想研究文選》(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中。二文因著眼點不同﹐也就帶來了以《議王》為分界的章太炎評價王陽明的問題。整體而言﹐《也談章太炎與王陽明》的討論底本﹐主要是章太炎作於一九二四年的《王文成公全書題辭》和《王文成公全書後序》﹐落腳點為民國之後章太炎評價王陽明的“晚年定論”﹐所以在學術史的爬梳與整合上用力深入。而《章太炎與王陽明》一文則基本是以民國之前的康章黨爭為主線﹐屬於政治思想史的探討范疇。限於討論者各自出發點不同﹐討論的時限不同﹐兼之時代使然的海內外所持學術立場不同﹐論述的著眼處與側重點自然大相異趣。
有趣的是﹐學術史能解決的問題﹐政治思想史不一定能解決。以《也談章太炎與王陽明》一文為例﹐因為有了章太炎後期所作《王文成公全書題辭》和《王文成公全書後序》做支撐﹐談儒俠﹐談子路之風﹐談儒行﹐在學理上可以說一脈相承﹐坦承直下。看起來﹐這不單可以解決王陽明“敢直其身﹐敢行其意”的評價問題﹐似乎也在某種意義上為詮釋章太炎的“革命家”風采找到了思想源頭。以“儒俠”為思想資源探討章太炎“精神上的獨行俠”之本色﹐這一思路也得到國內一些學人的認可。如孟實的《仰樑以思章太炎》(《讀書》一九九○年第四期)、李振聲的《作為新文學思想資源的章太炎》(《書屋》二○○一年第七、八期) 等﹐均引用過該文的觀點﹐為研究章太炎乃至魯迅的精神氣質在學理上更進了一步。這兩篇文章相對海外而言﹐在方法上可能是滯後了一點。但也正好說明隻有在進入九十年代以後﹐國內學術風氣才開始真正有了一種開放與包容的態度。
這裡有必要特別說明一下﹐國內學者當中最早對學風問題公開表示不滿的﹐可能是王元化先生。據錢鋼、錢文忠、盛勤《“必須有心的光明” ──建國後的王元化先生學術思想評述》(載《開放時代》二○○○年三月號)一文介紹﹐王元化先生在一九八○年為魯迅百年誕辰而作的《關於魯迅研究的若幹設想》中就說過﹕“如果隻根據魯迅本人的文章來品評﹐明於此而昧於彼﹐那就會使他的許多針對性的觀點難以索解。”而對於中國思想史研究的狀況更是不客氣地指出﹕“目前在思想史方面我們還很缺乏具有卓見的文章。”從後來羅銀勝所輯錄《王元化談魯迅》(載《書屋》二○○六年第九期)的內容來看﹐王元化先生所謂 “明於此而昧於彼”﹐其中當包含有對國內思想史研究缺少學術史考察方法支撐的不滿。但即便如此﹐王元化先生“關於魯迅研究的若幹設想”﹐也是直到九十年代之後才在《魯迅與太炎》等文章中真正落實下來。由此可見國內學術風向之微妙變化﹐同時也可以視為學術史推動思想史研究的個案。
當然﹐政治思想史能解決的問題﹐學術史也未必全能解決。還以《也談章太炎與王陽明》一文為例。在談到章太悗磁E胱□湓□蚴保□髡咭餐□□諭巡渙俗魑□巴饉敢蜃印鋇氖貝□鄣髯櫻□銜□罷綠□資且桓齟□辰□迨貝□械募畢確妗Ｈ歡齣攪嗣窆□螅□睬Π∮胝□紊系奈遄騫埠拖嚶Γ□□自諮□跎峽□劑髀凍霰Ｊ氐摹５骱偷畝□頡薄Ｋ□悅窆□□紓□怕壅綠□拙□□舜悠蘋檔澆□Ⅲ□臃治齙階酆希□優懦獾郊嬡蕕難□跛枷敕17構□蹋骸霸誆鶘６焙穎□□紫紉源蚱坪頭穸ｕ難酃庾６油躚□﹕罄此□湟丫□11至送躚□脅晃蘅梢鑰隙ｕ某煞鄭□□詰骱橢亟ㄖ□埃□□倉皇悄＠飭嬌傻乜創□裘鞫□選Ｒ□醞躚□齔穌□嫻摹４笳牌旃牡目隙ａ? 還是要等到章太炎的哲學視野與包容進一步擴展的時候﹐也就是在他‘以佛解莊﹐以莊証孔’完成了儒釋道三家的融合之後。這時﹐他的哲學體系才告‘大功圓滿’﹐他的真界事業才算完成。過此高峰﹐他隻好‘回真向俗’了。在向俗的路上﹐他一反從前的高蹈﹐凡事概取中庸平和之見。思想上以儒家為宗﹐統籌道釋。” 這段話看似將章太炎評價王陽明所存在的“自相支絀”、“古怪的變化”(見朱維錚﹕《章太炎與王陽明》)做了“內在理路”式的解釋。或又未必全然。
章太炎是否“對王學做出正面的、大張旗鼓的肯定”呢﹖權置不論。倒是章太炎對王陽明評價的所謂“晚年定論”真相﹐更值得玩味。這從民國初年章太炎寫給吳承仕的信(收《章炳麟論學集》﹐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裡或許能管窺一點玄機。一九一七年四月三日致信曰﹕“僕近欲起學會﹐大致仍主王學﹐而為王學更進一步。”在稍後的信裡又提道﹕
今之所患﹐在人格墮落﹐心術苟偷﹐直授大乘所說﹐多在禪智二門。雖雲廣集萬善﹐然其語殊簡也。孔老莊生﹐應世之言頗廣。然平淡者難以激發﹐高遠者仍須以佛法疏証。恐今時未足應機﹐故先舉陽明以為權說﹐下者本與萬善不違﹐而激發稍易。上者能進癶鬩寣慾x牖□笫□樂□牛□ｅ庠諼遙□雜□盜罕裁□誘咭焓酢Ｈ餱課岊卜彭□□郟□惱耆ａ□□茫□蛟謁□輛□靡印Ｒ□□□昃傺裘鰨□皇怯κ狽獎悖□俏絞迪喙倘唬□閬亂暈□穩紓?
從其中“恐今時未足應機”、“先舉陽明以為權說”、“隻是應時方便”之語﹐不難看出章太炎“起學會”、“主王學”的真正用意﹐不單要“為王學更進一步”﹐而且更似一種開啟民智、收拾人心的權宜之策。巧合的是﹐“自與康樑輩盲從者異術”一語﹐偏偏又將王陽明與康樑綁在了一起﹐為《章太炎與王陽明》一文的黨爭之說做了旁証。以章太炎素向傲視群倫的作風來看﹐康樑自當不在話下﹐王陽明恐也難成其拳拳服膺之人物。再就所謂“回真向俗”來看﹐回真當指思想上的圓融自達﹐向俗則指不放棄對世俗社會的關懷。《淮南子‧莊子略要》曰﹕“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輕天下﹐細萬物﹐而獨往者也。”司馬彪注曰﹕“獨往﹐任自然﹐不復顧世也。”故陶淵明有“懷良辰以孤往”之詠。但革命時期倡導“獨行”精神的章太炎﹐在革命成功之後﹐一直是憂患心切﹐無時不以世務為念的。這在民國初年寫給吳承仕的多封信裡都有體現﹐所謂“今之所患﹐在人格墮落﹐心術苟偷”雲雲﹐不多列舉。事實上﹐章太炎早在《書‧原學》(《章太炎全集》第三冊﹐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裡就論述過﹕“視天之鬱蒼蒼﹐立學術者無所因。各因地齊、政俗、材性發舒﹐而名一家。”而“九隅既達﹐民得以遊觀會同﹐斯地齊微矣。材性者﹐率特異不過一二人﹐其神智苟上窺青天﹐違其時則輿人不宜。故古者有三因﹐而今之為術者﹐多觀省社會﹐因其政俗﹐而明一指”。足見“政俗”二字在章太炎學術思想當中的重要地位。
錢穆先生在章太炎去世的一九三六年﹐作有《余杭章氏學別記》(收在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第八卷﹐安徽教育出版社二○○四年版)一文﹐也認為“太炎之望於政者雖觳﹐而期於俗者則深”。並雲﹕“昔顧亭林有言﹐目擊世趨﹐方知治亂之關﹐必在風俗人心﹐而所以轉移人心﹐整頓風俗﹐則教化紀綱為不可缺。太炎早歲即慕亭林﹐其嚴種姓﹐重風俗﹐皆與亭林論學之旨相近。”另外就康章之爭的問題也有總結﹕
當其時﹐與為論相抗衡者﹐有南海康氏。康極恢奇﹐而太炎則守平實。故康欲上攀孔子為教主﹐稱長素;而太炎所慕則在晚明遺老﹐有意乎亭林之為人﹐而號太炎。然康主保王﹐太炎則力呼革命。康唱為變法﹐太炎又諄諄期循俗焉。太炎之於政治﹐其論常夷常退;其於民族文化﹐師教身修﹐則其論常峻常激。
這在某種意義上﹐又從學術史轉回到了政治思想史的討論層面。朱維錚先生認為章太炎“議王”﹐“無非要議論推翻清朝的革命派”﹐擔心勝利後的革命黨人﹐效仿日本“用王學以致富強”。這個論述的角度是很有道理的。應該說﹐章太炎對於王陽明思想的取舍或褒貶態度﹐不僅僅是一個純粹的學術史問題﹐同時也是其所言立學“因其政俗”的社會關懷問題。在進入民國之後﹐不獨《議王》可以作如是觀﹐在《章炳麟論學集》所收書信裡﹐也可以看出他對當時風氣之頹敗﹐ 民心之偷薄﹐深憂不已。這才是章太炎思想前後看似矛盾的關鍵點﹐也是他一度反省自己“激而詆孔”﹐以及作《王文成公全書題辭》和《王文成公全書後序》﹐又晚年在蘇州創辦國學講習所的根本原因之所在。這些看似前後矛盾的多變之舉﹐光靠單純的學術史顯然是很難解答的。因為站在章太炎的立場上看﹐一切無非是從收拾人心的“應時方便”出發。大致猶在其關於王學“拿它治國不行﹐拿它修身則好得很”(見前揭朱維錚先生語)的制衡論范圍之內。
這裡還有一個“公案”也可以借此話題做個了結﹐那就是ゥ敷p壬□摹噸泄□□□倌暄□跏貳泛我浴懊揮形□綠□琢粢幌□亍鋇奈侍?(可參閱拙文《“末路”章氏王朝》﹐《讀書》二○○七年第六期)。錢先生確實在《中國史學名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二○○○年版)一書裡說過﹕“在我《近三百年學術史》裡﹐則隻寫到康有為﹐有一長篇﹐以下便不再寫。因我此書隻寫死了的人﹐不寫活在這裡的人。”這個聽起來好像“蓋棺論定”的說法﹐甚至遭到過他的好友賀麟的直率批評(參見賀麟﹕《五十年來的中國哲學‧序》﹐商務印書館二○○二年版)。似乎事實又並非如此簡單。
正如賀麟所雲﹕“那時章也已經老邁﹐其在中國學術史上的地位已相當確定。”不僅樑啟超的《清代學術概論》早有專論﹐賀麟的《五十年來的中國哲學》對章太炎也有高度評價。錢先生的弟子余英時也說過﹕“清末的康、章並立﹐很容易使我們聯想到清初的顧炎武與黃宗羲﹐中葉的戴震與章學誠那種‘雙峰並峙﹐二水分流’的局面。”(見余英時﹕《五四運動與中國傳統》﹐收入《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江蘇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足見少了章太炎的學術史該留下多大的遺憾呀!如果說賀麟的書系屬晚出﹐那麼在章太炎去世之後呢﹖錢先生在《中國史學名著》裡仍說﹕“當然我可為他寫一篇新的傳記﹐補進《近三百年學術史》裡去﹐隻是我當時沒有做﹐隻用一篇短的文章記我的講演。後來有太炎所講《國學概論》出版﹐把我這篇講演筆記也附在底下。我那篇講演辭雖然很簡單﹐ 但我認為已提出了太炎學問長處。”明明不可或缺﹐為何又不補這個缺呢﹖這裡邊似乎藏著什麼“難言之隱”。看來其中的關鍵還在於 “我那篇講演辭雖然很簡單﹐但我認為已提出了太炎學問長處”一語。
錢先生所說的講演辭﹐乃前揭《余杭章氏學別記》一文。其曰﹕“或問有可永久寶貴之國粹否﹖太炎答曰﹐有之﹐即其國已往之歷史也。嗟乎!廑斯一言﹐足以百世矣。”又曰﹕“晚近世稱大師﹐而真能有民族文化之愛好者﹐其惟在太炎乎!”全文唯以章太炎的史學為題﹐視之為“太炎學之精神”﹐余則一筆帶過。盡管讚詞不斷﹐也不可謂不客觀﹐但終歸說得不全面。唯一的解釋就是在“太炎學問長處”之外﹐錢先生一定是有著不好直說的“隱情”。時隔四十年之後﹐他才以一篇長文《太炎論學述》(收在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第八卷﹐安徽教育出版社二○○四年版)將謎底徹底揭開。並且舊事重提﹕“余為近三百年學術史﹐止於南海康氏﹐太炎尚在世﹐因未及。太炎逝世﹐余在燕京大學曾作演講﹐介紹其學術大概。然於其怪誕之論﹐則未有及。”並且特別說明﹕“太炎此等理論﹐ 畢生持守﹐始終不變﹐是終不可不述﹐以為考論民初學術思想﹐及有意知人論世者作參考﹐固非好指摘前賢也。”
那麼錢先生到底擔心的是什麼呢﹖
太炎之學﹐可分為四支柱。……而其崇信印度佛學﹐則尤為其四支柱中擎天一大柱。然太炎既非一佛徒﹐又非一居士。其佛學﹐僅如西方人抱一哲學觀點﹐乃依之以進退上下中國之全部學術史﹐立論怪誕﹐而影響不大。……故幸而其思想在當時及身後﹐亦未有何力量﹐否則其為禍之烈﹐恐當尤駕乎其所深惡的後起新文化運動之上。
與《余杭章氏學別記》一文僅談太炎“史學”精神所大不同者﹐該文則專揭太炎“佛學”之“隱患”。其曰﹕“論衡檢論﹐檢討國故﹐屬太炎學之旁面。到漢微言明倡佛學﹐乃太炎學之正面。”並且多處將章太炎怪誕言論﹐與章太炎所深惡的新文化運動相提並論。如“太炎於中國歷代人物﹐一一憑佛義﹐判其高下﹐定其差別。後起新文化運動﹐一尊西法﹐亦如太炎之一尊印度”。又如“太炎惟因此諸人一語近佛﹐遂不問向來學術翩慼撙脱O□□慈銜□淥□□願哂諮裘鰨□癲蝗緄筆斃攣幕□碩□□磺笠揮□□諼鞣劍□嗑﹀糯□常□桃庾鷸□薄Ｖ鏈瞬荒芽闖鑾□孿壬□縋輟耙□欏敝□□淞Ｎ侍饈俏□我□謁氖□旰蟛漚□餳□闖瞿兀靠鐘胄攣幕□碩□笫浦□□□泄亍Ｖ罘繚迫宋錁□嚴群蟠鞘啦凰擔□□□□□鍪蘭偷睦□煩戀恚□□醴縉□泊蟛凰頻蹦曛□□骸Ｔ諛持忠庖逕隙□裕□綠□姿枷氳摹耙□肌被□疽丫□懦□恕６醜庸□□餳□氖被□純矗□□壬□摹耙□欏逼涫滌質且恢幀耙□恰薄Ｕ獯鈾□牧硪黃□惱隆都槍□踩□□堊□?(收《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第七卷)裡也能看出來﹕
民元以來﹐新文化運動躍起﹐高呼禮教吃人﹐打倒孔家店﹐無忌憚之風﹐有過於萬歷。倘言儒﹐必喜龍溪近溪乃如李卓吾之徒。倘言禪﹐則無修無悟﹐ 惟可有驚嘆。惟當時新文學家亦遂稱道及於公安﹐然憚窺其全書﹐因亦不知其學之出於龍溪近溪﹐又直躋於禪而超之﹐否則或可為三袁更張聲氣也。
本文以“接著說”為題﹐談“章太炎與王陽明”﹐無非兩層意思。其一是前面已經有人說過﹐本文就其所談本身做一點補遺。雖無意強作調人﹐但也難免隔牆看花。其二是前面人所談的視野基本在近代﹐本文則有意將該問題的討論重心再進一步﹐由近代引向現代。從王陽明到章太炎﹐再從章太炎到新文化運動﹐應該是有一條主線下來的。盡管從邏輯上來看﹐這種看似一脈相承的學理帶有很強的修正色彩。正如王陽明料想不到王學之末流會走向“狂禪”﹐而自信可以“為王學更進一步而後其言無病”的章太炎﹐似乎也料想不到他竟然成為自己所忌惡的新文化運動之思想資源(此處可詳見前揭余英時《五四運動與中國傳統》、李振聲《作為新文學思想資源的章太炎》等文﹐毋庸贅述)。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在章門弟子裡﹐像周作人、錢玄同均極力推崇李卓吾等王門後學。就此而言﹐錢穆先生盡管沒有明言章太炎是新文化運動的禍首﹐但他的“隱憂”卻絕不是沒有道理的。
在周作人《讀〈初潭集〉》(見《知堂書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二○○四年版)一文裡﹐便記錄了一段他與錢玄同都想收藏《初潭集》的往事﹐乃至要感嘆“於今能與不佞賞識卓吾老子者尚有幾人乎”。又據《錢玄同日記》(福建教育出版社二○○二年版)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八日記載﹕“王陽明之學﹐一進而為心齋﹐再進而為山農﹐於是有何心隱、羅近溪、李卓吾﹐皆王學中至上之人物﹐吾所最佩服者也。”此等現象﹐章太炎自己應該是有所省察的。他在《致柳翼謀書》(收《章太炎政論選集》﹐中華書局一九七七年版)裡就講到過﹕
而前聲已放﹐駟不及舌﹐後雖刊落﹐反為淺人所取。又平日所以著書講學者﹐本以載籍繁博﹐難尋條理﹐為之略論凡例﹐則學古者可得津樑。不意後生得吾輩書﹐視為滿足﹐經史諸子﹐束閣不觀﹐寧人所謂“不能開山采銅﹐而但剪碎古錢﹐成為新幣”者﹐其弊正未有極。
反省也好﹐自辯也罷﹐唯留待後人評說而已。而若以樑啟超的《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與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做一比較﹐便會發現他們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精神源頭的發凡上是大相徑庭的。樑著以心學人物為先鋒﹐錢著則以書院精神為楷模。準此而論﹐章太炎在二人心中的學術史地位﹐不待援筆﹐則已見高下。說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難容章太炎﹐此也一不可或缺之著眼點。
二○一○年四月二十六日凌晨完稿於廈門大學
--
Rulers, Statesmen, Nations, are wont to be emphatically commended to the
teaching which experience offers in history. But what experience and history
teach is this, - that peoples and governments never have learned anything
from history, or acted on principles deduced from it. ---Hegel
※ 來源:‧水木社區 newsmth.net‧[FROM: 133.7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