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士塔高維契《24首前奏與賦格》
翻不順的請多見諒啦。
Dmitri Shostakovich: 24 Preludes & Fugues op.87
儘管蕭士塔高維契因為總是停留在嚴肅音樂裡創作而飽受批評,蘇聯政府高層還是
很愛利用他的國際聲望,常常派他去參加各種和平會議 (1950到華沙,1952年到維也納)
。
1950年七月,蕭士塔高維契代表蘇聯參加在東德舉辦的巴哈逝世200年紀念活動。
在柏林當地有一場他的作品音樂會,他也在巴哈《三鋼琴協奏曲》的演出中擔任獨奏者之
一。在萊比錫,他聽到了在那裏參加國際巴哈大賽的Nikolayeva的演奏。
Nikolayeva對巴哈的深入了解直接給他帶來了影響,一回到莫斯科他就開始動筆
寫作他的《24首前奏與賦格》。從該年的十二月到隔年的二月這段期間,他很快的寫好這
部作品。完成之後,在Miusskaya街上作曲家聯盟的所在地發表了一場試聽會。在開始之
前,他還被秘書警告「不要又犯了老毛病」。
蕭士塔高維契並沒有在公開場合完整演奏過這部作品,而是以四首或六首為單位
在一些音樂會上演奏,後來他也有為其中幾首留下錄音。全曲的首演則是由Nikolayeva在
列寧格勒首演,日期是1952年12月23和28日。
作家Lyubov Rudneva根據她的回憶和當時速寫記下的筆記,為那次的試聽會和其
後的討論過程留下了一份詳盡的記錄。她那時還沒不認識蕭士塔高維契本人,雖然他們有
一些共同的作曲家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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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的五月中,作曲家聯盟小小的音樂廳中有件大事。蕭士塔高維契用了連續
兩個晚上把他的最新作品《24首前奏與賦格》演奏完。他看起來非常緊張。在演奏中,我
跟朋友們倒是很訝異的看到那些官員們不斷的搖頭,同時邊寫下什麼,一會兒又聳聳肩,
或跟旁邊的人交換意見。當他彈完、主席請他下台時,整個人看起來已經非常疲憊,像剛
跑完馬拉松一樣。但他似乎完全沒注意到他周遭那股緊繃的氣氛。他解釋自己的想法時,
言語中有著一種難以置信的純真,在當時那個氛圍下實在難以想像。他的毫無防衛,以及
交代自己想法時地毫無保留真是令我訝異。他以為在那個場合中,大家可以無私的討論和
交換他剛才所彈的音樂上的種種意見。
我是被幾位年輕作曲家朋友們邀請過去聽的,對他們來說,蕭士塔高維契的每一
首新作品發表都是天大的事情。坐在最前排的作曲家和「同事」們,則都是被賦予權力要
來抓他小辮子的官員們。但除了那些沒有一丁點天份、嫉妒心強,又很會隨時謾口批評的
人之外,聽眾裡還是有專業人士,像是作曲家普羅高菲夫和Myaskovsky,以及鋼琴家
Yudina跟Nikolayeva。
蕭士塔高維契說得很簡單:「這部作品是我從去年十月到今年二月之間寫完的。
我的目的是什麼呢?第一個啟發我寫的動力是去萊比錫參加巴哈的慶祝活動,在那邊聽了
那麼多巴哈的音樂,促使我動念想寫點一樣類似的東西。事實上,在我去萊比錫之前,才
剛知道林姆斯基-高沙可夫在他已經是成熟作曲家之時,還為了訓練自己的對位技巧而寫
了60首賦格來作為練習。另外,我忘了在哪裡得知的,柴可夫斯基也在成名之後還寫了類
似的練習。」
「...或許我也需要寫點這樣的東西。但當我開始動筆後,才發現這不只是單純的
練習。我寫完第一組前奏與賦格後,覺得如果只做這樣技巧上的練習會滿無聊的。」這時
我們已經聽到前排座位出現一些耳語和嘆氣的聲音,那些大官們已經開始把蕭士塔高維契
的自白詮釋成他有形式主義者的傾向。
但他繼續說:「當我們聽巴哈的音樂時,包括那48首《前奏與賦格》,不可能不
猜測他在創作的過程中也一再磨練自己的多聲部對位技巧,所以我也想寫點不只是創作技
巧練習的東西。但對我自己來說,很難判斷成果的好壞,畢竟它也才剛寫完而已,雖然這
作品某種程度上像是被它自己寫出來的(write itself),我還是花費了相當大的心力完成
它。現在我要自問有沒有達成我的目標,也就是寫出有內容的《前奏與賦格》,而沒有一
絲的技巧練習。」
接著他提到幾種演奏這部作品的方式,整套演奏或是以個別的方式演奏。他自己
一定也有事先想到一些演奏方式上可能會遇到的難題,儘管他也已經跟Yudina和
Nikolayeva討論過了。
但因為總是有人喜歡用很狹隘又功利的心態把藝術簡化、標準化,所以蕭士塔高
維契也先提出了他的想法:
「我並不把這部作品視為一套完整的作品,它不需要從第一首彈到最後一首,在我
看來那是不必要的,甚至還可能是有害的,畢竟這的確是不好理解的作品。如果能三首、
四首,或六首為一組一起演奏,會比較好。它不是一定要一首接著一首演奏的音樂,只是
一些鋼琴小品的集合而已,而這些小品之間沒有什麼關聯性。」
最後他向所有在場的聽眾致謝:「現在我很想聽聽你們的意見,我在這24首前奏
與賦格中有沒有寫出該有的藝術價值,或者只是無聊的音樂。」
那些官員們起初還虛偽地稱讚了蕭士塔高維契無疑的天份和高度的專業,但其後
是一連串的抹黑,他們一個個發表高論,對這新作品紛紛表達否定的態度。令人遺憾的是
,卡巴列夫斯基也是其中之一:「這首作品基本上就寫錯方向了,它不會像《森林之歌》
給你帶來一樣的榮耀。」
他們毫不遲疑地指控他無視於所處時代與環境,音樂中沒有反映出同代人的心聲
。其中之一是Skrebkov,聯盟祕書之一:「我來從這音樂中舉幾個幾乎可說是醜陋的例子
。比如說降D大調的賦格,我沒法忍受這種音樂。在我聽來,A小調賦格簡直是變形了的音
樂,和聲和轉調的變化完全是不對的。G大調的前奏與賦格也都顯露著同樣的醜陋的錯誤
,就跟蕭士塔高維契先生過去幾年所犯的一樣,他到底想帶給我們什麼形象的音樂?這裡
面有反映著蘇維埃社會的形象嗎?」
接著是輪到音樂學者Livanova滔滔不絕的批評。她說「G大調賦格充滿著病態、
陰暗、不健康的表情。跟其他同志一樣,我想聽到的是不一樣的東西,」接著她更實際的
指出「這裡面有些曲子根本不值得發表出來」。
這場討論所留下的官方記錄很莫名其妙,許多部分被大幅修改,以符合那些高官
們的意思,包括他們自己所說的部分,而其他人的言論則依他們的喜好判斷是否符合他們
「老闆」們的脾胃而刪除。舉例來說,我說的話有三分之二內容都被砍掉,而他們自己那
些不當的言語也不見蹤影。
Yudina, Nikolayeva和作曲家Sviridov的意見也都沒被保留下來。Sviridov有試
著把話題的討論延伸到一個更高的層次,但沒有用,整晚他的意見都被忽略。
Yudina首先說她「代表所有鋼琴家發言」。我猜她也想把討論提高到更性靈的層
面,避免那些淤泥般的廢話繼續淹滿整個大廳。她先提到這樣一部新作品的極重要性,然
後帶著堅定的眼神繼續說:「今天我們看到的大部分音樂創作都缺乏內容,沒有傑出的手
筆,也沒有悲天憫人的襟懷,更沒有生命力。但我們這些鋼琴家們永遠會感激蕭士塔高維
契!就像我們看到有東西在飛就知道那是鳥一樣,根本也不用爭論我們需不需要這樣多聲
部的作品,因為那根本是小孩子才會吵的,根本不值得討論!」
她講得十分真摯又自然,但對那些假音樂家們來說,大概聽不懂她的語言。接著
她又提到蕭士塔高維契創作了這樣的作品,對音樂院的學生們來說是很有幫助的,可以讓
他們更精通鋼琴這樂器。她還認為這部新作品是「真正英雄式的成就!但有些同志如果覺
得這還不夠好,那只更顯示他們程度有多爛。」針對Skrebkov對降D大調賦格的侮辱,甚
至說那是一幅諷刺畫,她回應:「如果說真的有那麼諷刺的話,那又有什麼不對?也許我
們之中有人本來就該被諷刺的。當然啦,生命的意義本來就比Skrebkov同志的廢話要來得
豐富多變的多了。他甚至連一首前奏與賦格都寫不出來,而蕭士塔高維契寫了...」最後
,她希望那些真正在意蕭士塔高維契音樂的人,能允許演奏者將這部作品推廣給更多的聽
眾。
Yudina的話一出口,真的非常有威嚴。她說,這部作品她已經聽過很多次,每多
聽一次都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曲子本身展現出的多樣性以及整體的不凡意識都非常驚人
。說到這裡,她的語調又提高了。
她尖銳的言論既激起了那些準備告發者的敵意,但也引起了那些不敢像她那樣勇
敢反抗的人們的氣憤。雖然有些聽眾為她和Nikolayeva的言論鼓掌,但她感覺得到她們說
的所有言語對那些自以為是的大官們來說根本無關緊要。
她要聽眾想:「生命最終會瓦解你們這些椅子理論家的誣陷的。而我們這些實際
的行動者,會讓人民知道這部作品,粉碎你們的批評。到時你們的詭辯和汙衊就會被連根
拔起,感謝上帝!」
那些人的臉個個結屎的像石頭一樣,而蕭士塔高維契則坐在第一排最右邊的角落
。他的姿勢頹廢的難以置信 -- 他的頭消沉的垂向地面,有時甚至低到他的兩膝之間。毫
無疑問,他被這樣體無完膚的攻擊折磨得非常痛苦,好像身上有抖不乾淨的罪孽。
這時Nestyev又講話了,同時伸著他的食指在空中劃來劃去:「我們非常希望蕭
士塔高維契先生卓越的天才能跟高級的社會主義藝術接軌,而不是把才華浪費在這樣毫無
重要性的創作上。除了某些成功之處,這部作品跟我們蘇維埃的藝術一點相關性也沒有。
」
不論那看起來多好笑,Nestyev的控訴幾乎是針對我而來,我這個文學世界的人,
而不是Yudina。我說的話激怒了他,他說我「違背良心」。我是被作曲家朋友Lokshin邀
請去的。Nestyev跟Khrennikov極力阻止我說話,甚至命令人把我趕出場外。
我對Nestyev的攻擊是不怎麼沮喪,畢竟他跟他那群同類都只是些腐敗的東西,他
只會說「這部作品完全達不到我們期望蕭士塔高維契先生所能達到的高標準」。但看到那
幫混蛋不斷對著蕭士塔高維契狂吠,就令人著實感到痛苦。
一開始我就說,蕭士塔高維契的天才不需多說,但有些人卻認為他們有資格規範
藝術創作的風格和創造力,說出完全外行的廢話。我問他們,這些「神聖的戒律」的愚蠢
標準到底是哪裡來的?而他們又怎麼衡量這些抽象的價值的?
我才開口沒多久就被前排的大官們吆喝閉嘴,「我想問你們,當我們生活在這樣
艱困又可悲的時代」-- 大廳裡出現叫囂 -- 「當我們都需要幫助所有人民和同志們」
-- 「把她趕出去」-- 「而這時有位作曲家寫出了一部傑作,從中展現了他的高度原創
性,也描繪出了在種種豐富的經驗和受苦之下一個有思考的人該有的形象 -- 這也是確實
的反映了『環境的真實面』吧?」
當我說到「可悲」這兩個字,以及蕭士塔高維契的創新時,特別激起了反對者的
怒意,但我繼續問到底他們用來判斷的真正價值在哪裡?我還指出,在捷克那樣真正充滿
音樂的國家,都以蕭士塔高維契的音樂作為音樂節的開幕曲了,他們如果看到今晚我們這
裡所發生的事情,會怎麼想?
最後,如果說巴哈寫的《前奏與賦格》反映了他的時代,為什麼蕭士塔高維契就
不是?「有人規定只有那樣狹隘、教條式的東西才是合法的嗎?為什麼藝術一定要奉獻於
可供描述的事物?我不認為在場有任何一位作曲家真的希望是這樣。我們該作的是讓一位
藝術家從他奮鬥,到有所成就的過程中,表達出他內心最真實的感覺。蕭士塔高維契如此
真摯的表達他的想法,你們為什麼一定要這樣扭曲他?他提到為自己設定的目標時根本沒
有什麼前提,沒去想到要激起些什麼,而你們卻直接給他戴上『形式主義和技術把戲』的
帽子。」
我聽到大廳後面有人為我鼓掌,但我還沒講完時就有「特別人士」靠過來威脅我
,說我「錯誤的意識」什麼的。但在絕望中我根本什麼都聽不到,我只知道我只專注在那
痛苦的蕭士塔高維契身上,他仍坐在那個位子上,同樣的姿勢,整個頭彎進他的兩腿之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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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kolayeva也回憶了蕭士塔高維契創作前奏與賦格的過程。同時她也提到了在那
段期間,作曲家同時開始創作他的第十號交響曲,這比一般認為該首交響曲的創作時間
(1953年)早了兩年:
我第一次見到蕭士塔高維契是在莫斯科音樂院學習鋼琴和作曲的時候。我的作曲
老師是Shebalin,而蕭士塔高維契和Myaskovsky則負責我們的管弦樂法課程,他們都是很
好的人、親切的老師,也都擁有絕佳的判斷。
但我真正跟蕭士塔高維契熟起來是在1950年七月,我們都在萊比錫的巴哈慶祝活
動中時,從那時開始我們的25年的友誼,直到他過世。
大家都說蕭士塔高維契創作《前奏與賦格》的靈感是聽了我在巴哈比賽彈的48首
前奏與賦格時得到的。我是為了比賽準備了全部48首沒錯,但實際比賽時,評審只挑了一
首要我彈 -- 第一冊的升F小調。所以應該說是我演奏的巴哈音樂,而不是因為那48首前
奏與賦格讓蕭士塔高維契印象深刻。
我們回到莫斯科不久,蕭士塔高維契就開始寫他的《前奏與賦格》。他邊創作的
同時,總會不時打電話要我過去他那邊,說他要「為我彈些東西」。我第一次去時他已經
寫好了C大調和A小調的前奏與賦格,第二次去時已經寫好了G大調的。他寫完前八首後,
我問他是否能全部從頭開始彈全部八首?他也彈了。
但有一天我去他家時(1951年初),看到鋼琴上擺著一大疊譜,他說:「今天我要
為妳彈點不一樣的。」那是他《第十號交響曲》第一樂章的呈示部。他在寫《前奏與賦格
》時,也同時開始寫作《第十號交響曲》。事實上那段期間他寫的作品都有彈給我聽,像
是第五號四重奏,還有普希金Monologues。
蕭士塔高維契總花極其巨大的精力來從頭到尾構思他的作品,那真是驚人繁複的
創作過程,跟巴哈一樣。他的交響樂作品都是直接以管弦樂創作,然後寫在總譜上,《第
十號交響曲》也不例外。他後來陸續彈了《第十》的其他樂章給我聽,我不記得確切的日
期,但那是1951年的時候,而不是節目本和教科書上說的1953年。
1951年5月16號,蕭士塔高維契在作曲家聯盟發表了他剛寫完的《前奏與賦格》,
那場發表會的目的是希望得到演出和出版該作品的權利。他自己彈完整部作品,我則為他
翻譜。那塞滿了人的演奏廳裡悶熱地令人難耐,而他也非常緊張,彈得不算很好。但那音
樂是非常複雜的多聲部作品,所以沒有人第一次就聽懂也不是那麼意外。不過對我來說不
一樣,我完全沉浸在那些前奏與賦格的世界裡,畢竟我是從曲子的誕生之初就知道它們了
。
但接下來的討論則完全的令人可恥,給我留下非常糟糕的印象。我必須說,我不
覺得起先針對蕭士塔高維契攻擊的都是政治圈的人,而是,很不幸的,他的同事們和其他
音樂家們。他們利用政治上的說辭掩飾他們的忌妒,太快就把蕭士塔高維契貼上形式主義
的標籤。你幾乎可以說任何蕭士塔高維契的新作品一發表,對那些忌妒心重、小心眼的人
來說就像原子彈一樣。很多他所遭受政治上的傷害,其實是他們那些人的汙衊間接造成的
。
但這些事情也更讓我下定決心要把這套《前奏與賦格》練起來,證明給那些批評
的人看它是多了不起的作品。
隔年(1952)夏天在莫斯科又由藝術委員會舉辦了第二次的發表會。我在作事前安
排時就已先確定那個時間點蕭士塔高維契會在列寧格勒。我想要一切自己來,不希望蕭士
塔高維契再忍受另一次的侮辱。在場的聽眾跟前一年是差不多的同一群人。但之前把這部
作品罵到臭頭的那些人 -- Skrebkov、卡巴列夫斯基、Livanova跟Nestyev,全都改了觀
,把它捧得跟天一樣高。我的目的 -- 讓這部作品得以演出和出版 -- 達到了,那代表蕭
士塔高維契將有一筆收入。他對這結果也非常的高興,拍了封感謝的電報給我。他是把這
套《前奏與賦格》獻給我沒錯,但那是我們之間的祕密;正式付梓出版的譜上並沒有寫著
題獻給我的字詞。
不久後我就在莫斯科音樂院的大廳彈了其中八首前奏與賦格;然後是應作曲家的
要求,於該年底在列寧格勒作整套作品的首演。但我們不知道在莫斯科他們是不是也會一
次彈完全部。
我必須強調,蕭士塔高維契真正的意思是要這部作品全部一起演奏,作為一整套
;如果個別彈奏的話,那一首首的小品會變得像「嬉遊曲」一樣,所以我總是堅持能照他
的意思來演奏。也因此,雖然我在蘇聯以一整組的方式彈過很多次,但在他在世的期間我
只有一次在國外那樣彈 -- 那是在在波蘭的Krakow,一場由兩位蕭士塔高維契的支持者舉
辦的音樂會,他們是 Czeyny-Stefanska跟Krzsystof Meyer。而在西方,我則是這幾年才
開始整套的演奏,我寧可等待時機,也不願意為主辦單位要「好接受的曲目」作出退讓。
但蕭士塔高維契自己並沒有公開的演奏整套作品過。他只在他自己的音樂會上彈
過幾首,而那種音樂會的典型曲目會包括一首「舊」的弦樂四重奏、幾首《前奏與賦格》
,然後才是一首新發表的四重奏。每次蕭士塔高維契要我去他的音樂會,我都會拋下一切
地前往,然後我會問他:「你希望我彈哪幾首《前奏與賦格》?」而他每次的回答都是:
「隨便妳要彈哪幾首。但,可以考慮一下這首、那首跟那首...」25年,他每次都是這樣
回答,令我大笑。
他最後一次這樣拜託我是在他過世前的一個禮拜。他打電話給我,說他剛寫完了
一首中提琴奏鳴曲,希望我能彈幾首《前奏與賦格》,伴隨奏鳴曲的首演,而那天也會是
他的生日。可惜,那場音樂會他不在場。
from 《Shostakovich: A Life Remembered》
by Elizabeth Wilson, Princeton Univeresity Press, p.283~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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