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倬雲：平生所學，未負師友
許倬雲：平生所學，未負師友
2005-11-17 09:53:16 來源: 新京報(北京)
■人物
許倬雲，海外華人歷史學家代表。
江蘇無錫人。1953年畢業于臺灣大學史學系，1956年獲文科碩士學位
，後入美國芝加哥大學進修，1962年獲人文科學哲學博士學位。先後
任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研究員，臺灣大學
史學系副教授、教授、系主任，1970年任美國匹茲堡大學史學系及社
會系合聘教授，東方研究評議會主席。後當選為“臺灣中央研究院院
士”。主要著作有《中國古代社會史論》、《漢代農業》、《心路歷
程》等。
隨父遷台台大名師薈萃
我的中學是在無錫的輔仁中學度過的。輔仁中學在無錫非常有名，跟輔
仁大學沒有什麼關係，而是取“以友輔仁”的意思。當時教我們的老師
都是飽學之士，抱著服務鄉里的理念在那裏教書。他們教書跟其他的學
校很不一樣，都是啟發式的。
當時那些關係非常好的同學，我們現在還保持著聯繫，前年和去年還進
行聚會，不過老友凋落，不及一半，令人感慨。
1948年的年底，我還有半年就高中畢業，局勢變得非常動盪。我的父親
一直在國民政府工作，當時雖然已經退休，但是在當地有一定的威望。
父親知道他絕對不可能留在無錫，恰好我有個姐姐在臺北，父母就帶著
全家人去了臺灣。
臺灣本來只有360萬人，突然增加了150萬，所以剛過去的時候條件非常
艱苦，在臺灣的前十年，基本上都是餓肚子。我的大學教育是在臺灣大
學完成的。最初讀的是外語系，第二年轉入歷史系。
我在台大的時候，一些從內地撤到臺灣的北大、清華、中央大學的大教
授集中在台大任教。當時台大的校長是傅斯年先生，我就是在他手下考
入台大的。現在想起來，這是一種幸運的機緣：當時台大學生少，好的
老師很多，這樣讓我有更多的機會去接觸到不同的思想、不同的學派，
也可以選擇不同的課題。這樣的背景讓我日後的歷史研究跟同行不太一
樣：我關懷的範圍很寬，不單單在歷史一行之內，而是跨了幾個門道—
——比如說，考古學、歷史學、人類學等等。
我之所以成為今天的我，跟台大那些老先生們有著很大的關係。在台大
，考古學我是跟李濟先生學的，跟李宗同玄伯先生學了古代社會，董彥
堂作賓先生教的是商周的甲骨文……當時我跟這些老師的聯繫相當密切
，不單單可以在課堂上承教，還可以到他們的研究室隨時請教。有些老
先生不願意出門的，就讓我到他們家去討論問題。
因為我走路不太方便，李宗同先生就找個三輪讓人把我推過去，他講古
代社會不是講中國古代社會，而是把希臘羅馬的古代社會和中國古代社
會串通在一起講，師生倆一起上課，更沒有上下課的概念。
我跟董作賓先生讀書，一對一，也沒有上下課的概念，老先生不知道什
麼是下課時間，一講一個下午，餓了，買幾個包子，一人一半。到了他
講不來的課，他就找朋友來教我，這些大概都是現代的大學生很難碰到
的吧。
轉學歷史歸功傅斯年指點
對於我一生學科選擇影響很深的是傅斯年先生。
到台大之後，本來考進的是外語系，不到兩三周，傅斯年校長找我了，因
為我的入學考卷給他的印象很深，數學是滿分，國文卷子和歷史卷子被閱
卷老師直接推薦到傅校長那裏。找到我之後傅校長直截了當地跟我說：“
你應該讀歷史系。”
在台大上到二年級，我在全校作文比賽中得了第一。傅先生又把我找過去
，跟我說：“你好好讀歷史系，將來你到史語所來幫我。”
他老人家的樣貌，直到現在想起來還歷歷在目。我學歷史，要說受了誰的
影響，那就是他老人家。慚愧的是我學歷史博雜得很，不太專心，對什麼
都感覺很有趣。
對於研究歷史，我是拿歷史當材料看，拿別的學科當工具看，這樣我就可
以用各種工具處理材料。
後來到芝加哥大學去，芝加哥大學也是很奇怪的學府，不大在意你讀什麼
系，學生的課程可以自己設計。在那裏，我選課的範圍也比較寬，包括經
濟學、中古史、考古學、宗教學、社會學等等。
我都很難說在芝加哥大學讀的什麼系。比方說我讀宗教學，但是並不拿學
分，而且選讀宗教學的只有我一個學生，爬到三樓去聽老師上課。
中間我因為身體的原因在醫院裏開刀，教授我埃及古代史的老教授到我的
病床前去教我，帶去書，一邊講，一邊討論。
芝加哥大學是韋伯理論的接受者和大本營，我到那裏的時候，韋伯理論剛
剛傳到那裏不太久。我在那裏讀社會學的時候就開始注意到中國的文官制
度，因為這是韋伯理論大的系統中的一環，我的指導老師Blau先生所從事
的就是中國文官制度的分析，那時候我就開始注意到韋伯談到的官僚和中
國文官制度的基本差別。
這些是我一生的幸運，因為開刀，因為走路不方便而受到老師們特別的照
顧，得到別人不太容易碰到的機緣。
追憶王世傑幫忙做雜務
1962年，我到了史語所工作。其實在這之前的1953年我就進了史語所，但是
因為台大開辦了第一個研究所，我就辭去了史語所的工作，回學校讀研究生
了，我是台大的第一個研究生，一直讀到1956年。還有一點就是讀研究生有
獎學金，獎學金比我在史語所做助理員的工資還要多50塊錢。而且不用幹什
麼活，只要好好念書就可以了。
那時臺灣的研究生教育跟內地不太一樣，內地是一個導師帶一個學生，但是
在臺灣是由一個三到五人組成的學術指導委員會共同負責。這樣就給我一個
相當大的刺激，因為當時我的幾個指導老師的治學思路都不一樣，他們在那
裏各自講各自的，逼得我不得不思考，尋找自己的路子。
後來1962年正式到史語所，一直待到1970年，中間還在我的母校教書，兩份
聘書，一份工資。1964年我又開始擔任台大歷史系的系主任，這時候開始負
責一些瑣碎的雜事。當時校長是錢思亮，他老人家總是指派我做不同的事情
，從來沒有讓我閑過。現在想起來，那幾年忙得發昏，但是也有一個好處，
就是讓我的眼界從過去那種單純的書齋生活中脫離出來，獲得了更大的視野
。
當時還有一個讓我很忙的工作就是給中研院辦“洋務”，人來客往，各種合
作項目都是我“幫忙辦”。當時中研院的院長是王雪艇（世傑）先生，胡適
之先生故去之後，王先生本來就是院士，又有行政經驗，被選為院長。我跟
王先生的關係，不單是研究員和院長的關係，還輔助他做了很多國際學術交
流活動，浪費了我很多時間，但是也讓我學會了很多東西。
王先生是個大學者，國際法的專家，三十歲上下的時候創辦了武漢大學，一
出手就是一流的大學。後來他在國民黨政府工作，做過外交部長。
這期間我認識了我的太太，她本來是我的學生，她畢業後的第三年我們開始
來往，後來很快就結婚了。
斥責李敖成了攻擊目標
被選為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大概是在1980年，時間太久了，記不得了。這前後李
敖曾經著文攻擊我。李敖在台大讀書的時候就是個很自負的學生，他的老師姚
從吾先生很縱容他。我做系主任的時候，他正在讀研究生，李敖很聰明，但是
他不守規矩，我對他也不假以辭色。
我跟李敖的第一次嚴重衝突是他在《文星》寫文章，說老先生們不交“棒子”
，其中涉及到我的老師們的一些事情完全出於他的編造。之後他跟《文星》的
蕭老闆、還有余光中先生到我那裏去，我就給他矯正，我跟他說：“我們學歷
史別的沒有什麼，但是基本的行規就是不許編造故事。”就這樣我倆吵翻了。
後來我很生氣，跟他說：“你給我出去。”蕭孟能就跟他走了。從那以後他就
不斷地攻擊我，不過我也從來沒有回應過。從那以後我就再也不跟他見面了。
1970年我到了匹茲堡大學，本來是去做訪問教授的，後來一些前輩老師就跟我
說：“你不要回來。”就這樣，我就待在匹茲堡大學沒有回去。
口述/許倬雲
采寫/本報記者 陳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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