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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珍珠港事件過後兩個月的1942年2月,加拿大戰爭措施法條例生效生效,賦予政府把「
所有具日本血緣的人」集中到一塊沿著太平洋岸,約160公裡長的地帶以便「受到保護」
。那時候,每個日裔加拿大人只能攜帶一個裝著個人物品的行李箱。
有些人帶了家族的傳家寶,有些人裝滿了相片,但是沓掛「Ken」帶的東西特別不一樣,
他帶了棒球釘鞋、捕手護具和手套和一套球衣。他依然記得剛拿到這套球衣時,只有八歲
的他興奮地差點要穿著球衣去睡覺(他的隊友前川「Mickey」就這樣穿著球衣睡了一個禮
拜)。那套球衣上頭寫了一個大大的「A」字,那是「Asahi」的縮寫,代表了一支差點被
人遺忘的球隊─「溫哥華朝日隊」(Vancouver Asa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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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7年,來自現在長崎地區的永野萬藏成為第一個移民加拿大的日本人,他先是成為一位
捕捉鮭魚的漁夫,後來他搬到溫哥華為船只裝卸木材。在此之後的數十年,越來越多的日
本人來到太平洋彼岸的加拿大。相較於來自中國的勞工,加拿大政府認為以歐美為模仿對
象的日本人,更貼近當地文化。根據1896年所作的統計,超過97%的日本移民都集中在加
拿大西岸的英屬哥倫比亞省地區,他們的人數逐漸增加,到1920年代已經有約15,000人,
而到了二次世界大戰開打前,更有約43,000人居住在溫哥華一帶,其中Powell街地區更有
著「小東京」的稱號。
「人們在那裡感覺很自在,因為他們可以說自己的語言。」日系國立博物館與文化中心主
任Beth Carter說:「到了1906年,一個真正的社群開始發展起來。女人開始抵達。家庭
開始成長。」
一開始,日本移民主要是擔任鐵路和建築工人,後來他們開始從事漁業和造船業,接著也
開始從事農業與商業活動。到了1920年代,日本農民擁有超過10,000英畝的農地,還制造
了超過半數以上的船只。盡管日本移民較為平和,但他們與當地加拿大人之間也慢慢產生
了沖突,尤其是那些不願意拋棄日本文化和語言的第一代日本移民(被稱為「一世」)。
而棒球,竟慢慢成了兩邊唯一的共通點。
加拿大第一場有記錄可循的棒球比賽舉行在1838年的安大略地區,但是要到了三十多年後
才傳到西岸的英屬哥倫比亞省地區,隨著許多美國人因為淘金來到當地,棒球成了這些礦
工的閒暇活動。1862年,英屬哥倫比亞省地區留下了第一次棒球比賽的紀錄,而溫哥華的
第一場棒球賽則是在1887年。到了1905年,溫哥華有了第一支職業棒球隊,叫作「溫哥華
馬醫隊」(Vancouver Horse Doctors)。
與加拿大西岸居民差不多同一時間,來自緬因州的英語老師Horace Wilson在1872年把棒
球帶到了東京。六年之後,在美國念土木工程的平岡熙回到日本,也順帶把這項在美國流
行的運動帶回日本,並且組織了日本第一支棒球隊「新橋運動家俱樂部」。
而在加拿大地區的日本移民在了解棒球這項運動之後,也慢慢愛上它。溫哥華在1908年有
了第一支由日本移民組成的棒球隊「溫哥華日本人隊」(Vancouver Nippon Baseball
Club)。1914年,在Powell街200號開服裝店和餐廳的宮崎松次郎成立了溫哥華朝日隊(
Vancouver Asahi),綽號「馬車松」的宮崎並親自擔任球隊教練與經理。他們把溫哥華
日本人隊當作偶像,與當地碼頭工人或消防員組成的棒球隊進行比賽。而當溫哥華日本人
隊在1918年解散時,許多明星球員加入了溫哥華朝日隊,並且提高了後者的棒球水平。
1920年,時任朝日俱樂部會長的野村政太郎想出了一個點子,他從朝日隊選出了十多位明
星球員,還從其他城市的球隊找來幾位球員組成明星隊,在1921年8月登上蒸汽船鹿島丸
號,浩浩蕩蕩地回到日本進行友誼賽。
在日本期間,溫哥華朝日明星隊與日本幾支大學棒球隊進行了友誼賽,他們登上了東京的
芝浦球場和北海道的柏野球場。在比賽之余,他們參拜了廟宇,也享受了泡湯的樂趣。
這趟旅行,讓那些有移民加拿大親戚的日本人,有機會了解這些移民在當地的生活,而對
於英屬哥倫比亞當地的日本移民來說,也有了嶄新的觀點,讓朝日隊更為受到歡迎。
而當他們回到加拿大時,朝日隊的球風發展出屬於自己的特色。相較於那些人高馬大的對
手,日裔球員的身材較為矮小,力量也較差,比不上其他球隊的重炮手,但是為了與人高
馬大的對手相抗衡,一壘手兼教練的宮崎「Harry」發展出一套獨特的球風—陣容更小,
速度更快,比對手更聰明,他們在每次站上打擊區時都觸擊,並且拼了命地向前跑,在成
功上壘後繼續積極盜壘。防守時,他們則利用熟練的轉傳,阻止對手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
之身。
當地報紙稱它為「頭腦野球」(brain ball),還說沒有其他業余球隊比他們在球場上有
更多暗號。為了這套戰術,朝日隊的球員總要很早起床訓練各種技巧,才能隨心所欲地將
球點到理想的位置。
朝日隊的球員因此在聯盟中擁有安全觸擊次數最多的記錄,他們的上壘率和盜壘數也是聯
盟之冠,有時他們能透過一次觸擊得到兩分,而某場比賽他們甚至在沒有擊出任何安打的
情況下,以三比一擊敗對手。
從那時開始,朝日隊慢慢打出令人振奮的成績。他們在1930年到1933年間連續四年得到總
站聯盟(Terminal League)冠軍,在1937年到1941年間五度拿下西北太平洋聯盟(
Pacific Northwest)冠軍,在1938年,他們甚至包辦了布拉德聯盟(Burrard)、商業聯
盟(Commercial)和西北太平洋聯盟的冠軍,成為三冠王。
1935年,當日本第一支職業棒球隊「東京巨人隊」來到加拿大時,他們也與朝日隊進行了
數場友誼賽,當日本移民興奮地索取巨人隊球員簽名時,朝日隊球員的球技也得到了不少
肯定,捕手安居「Reg」單場阻殺三次巨人隊球員的盜壘登上了當地報紙的版面。
除了「頭腦野球」的戰術,朝日隊也展現了團隊精神和自律的態度,他們不和裁判爭吵。
這種態度開始吸引了許多當地球迷的尊敬。
「我們從不抗議裁判的判決,不論有多糟糕,如果任何球員對判決露出一丁點不滿的表情
,我會使勁把他拉回來。」宮崎「Harry」說。
但是偶爾也有例外,在1935年總站聯盟冠軍賽時,因為主審的一個不公判決,朝日隊球員
忍不住大吼,還有接近五千位球迷跨過圍籬,沖進球場表達抗議。這件事登上了報紙,那
是朝日隊最後一次參加總站聯盟比賽,而這個聯盟也在隔年隨之解散。
但是隔年朝日隊參加商業聯盟冠軍賽時,類似的情形再度上演,主審宣稱朝日隊球員在擊
出全壘打跑回本壘時,沒有踩到本壘板,因此沒收了得分。這判決導致兩隊球員拳腳相向
,有位朝日隊球員用球棒打到主審的肩膀導致後者送醫,一千位日本球迷沖進球場。比賽
因此取消,改隔日再戰。盡管朝日隊在隔天的比賽干干淨淨地擊敗對手,贏得冠軍,但當
地報紙依然為此給日本移民安上了「暴力」的形象。
類似這樣種族歧視的狀況相當嚴重。日本移民沒有投票權,不能出任公職,也不能從事與
法律或醫藥相關的某些職業,而即便朝日隊打出不錯的成績,當地報紙在稱贊他們時,依
然會用上「日本鬼子」(Japs)等字眼,以顯示他們是日本人,不是加拿大人。當他們比
賽時,場邊觀眾也會叫囂,說他們是「小棕人」(little brown men),某個對手球隊的
教練,甚至在比賽時憤怒地指著觀眾,責罵他們為什麼不支持「加拿大人」的球隊。
但是隨著朝日隊的好表現,他們也得到當地居民的肯定,許多人蜂擁而至想要目睹他們的
球風,而種族歧視的高牆也慢慢出現裂縫。
溫哥華出生的日裔加拿大作家,又名「Midge」的鮎川美智子說:「在那段日子,如果你
是亞洲人,特別是在西岸,其他人會認為你幾乎是低等人。我們沒有投票權。有些地方你
不能去。我想了好幾年為什麼我對戲院的回憶都是由上網下看的視角,那是因為我們只能
坐在樓上。在那樣的世界要被平等對待,那是很難得的一件事。」
另一方面,朝日隊不止撞裂了種族歧視的高牆,也拆去了日本移民間心中的圍籬。
「在一世的父母親與二世的子女間,很難有關於政治、政府、哲學和宗教的深入談話。也
許根本不可能。」同是日裔加拿大人的伊東「Roy」說:「棒球是大家都能討論的主題…
…那些日文報紙上的比數……朝日隊成為焦點,也是整個社群的驕傲。」
「我從前在五點,五點半從日本學校放學回家時,我會看到爸爸坐在右外野看棒球,午餐
桶放在手邊。我會坐在那裡滿足地看著他,因為他感覺如此開心。當他看棒球時,會笑得
如此開懷,我在家裡不常看到這景象。你知道生活很辛苦—生活是很辛苦的。」鮎川美智
子說。
朝日隊的陣容越來越龐大,他們除了招募其他球隊的日裔球員,也在1920年代初期發展出
自己的農場系統:9歲到11歲是綽號「三葉草」的「四軍」,12歲到14歲是綽號「海狸」
的「三軍」,14歲以上則是綽號「運動家」的「二軍」。
加入朝日隊因此成為每個孩子的夢想,他們在上學之前和放學之後一起練習打擊,一起練
習傳接球,也一起成長,而年長的朝日隊球員也會擔任這些孩子的教練,把朝日隊的球風
和精神傳承下去。
「從小到大,打棒球是我們唯一有興趣的運動。」投手寺北「Mickey」說。
不只是孩子,秉持「一生懸命」、「我慢」和「頑張り」等明治時代理念的朝日隊,符合
了日本移民的價值觀,成為他們的精神象征。從1920年代開始,當地社群慷慨地捐贈金錢
維持球隊營運,甚至捐錢蓋了一座宿舍。商人為球隊成員找工作,父母細心擦拭孩子的球
具,連語言學校的校長夫妻也是朝日隊的死忠支持者。
1941年9月18日,當朝日隊得到勝利,拿下第五座西北太平洋聯盟冠軍時,那也是他們最
後一場比賽。兩個多月後,日軍轟炸珍珠港,加上日軍進攻香港時與加拿大的援軍有了激
烈對抗,讓日本和加拿大成了二次世界大戰的敵人,為了擔心集中在西岸的日裔加拿大人
成為間諜,加拿大政府決定從1942年開始,將全部「具日本血緣的人」集中管理。
1942年冬天對這些日裔加拿大人來說特別寒冷,在許多集中營裡沒有自來水,人們只能在
臨時搭建的棚屋或廢棄的建築物中遮風避雨,抵擋大雪紛飛的惡劣氣候。隔年春天,當他
們熬過痛苦的冬天後,棒球再度成為他們尋求丁點樂趣的安慰。
許多朝日隊球員組織了球隊,代表各自社區進行比賽,球員和球迷第一次得到可以自由移
動的權利,得以參與這些球賽。有些甚至是與當地加拿大鎮民進行比賽,打破了「交戰兩
方」間的隔閡。
但是當大戰結束之後,這群日裔加拿大人卻無家可歸。加拿大政府在沒有得到他們允許下
,擅自賣掉了他們的房產,因此他們只得各自四散,朝日隊的球員也不例外,許多人去到
加拿大東岸發展,也有人選擇回到日本。
但是其中許多球員都沒有放棄棒球這條路。有些人依然在棒球場上奔馳著,也有些人脫下
球衣,親自擔任教練。明星投手菅「Kaz」隨家人搬到蒙特婁繼續棒球生涯,成為唯一參
加過蒙特婁皇家隊測試的日裔第二代棒球員。
而曾在1930年代同時擔任朝日隊球員和球隊教練,有著「跳舞的游擊手」綽號的山村「
Roy」在高掛球鞋之後,擔任多倫多少棒隊裁判三十年。當他與波士頓紅襪隊傳奇球星
Ted Williams出席同一場合時,全場給予山村起立鼓掌的待遇,連Ted Williams都和山村
說:「這是我第一次看到給予裁判起立鼓掌。」
在溫哥華朝日隊漫長的歷史中,至少有超過八十位球員曾經穿上那套上頭寫了一個大大「
A」字的球衣,還有許多人曾經擔任教練和球隊工作人員,他們寫下了日裔加拿大人的血
淚史,也成就了溫哥華朝日隊值得紀念的地位。
2003年,溫哥華朝日隊入選了加拿大棒球名人堂,僅存的朝日隊成員來到多倫多藍鳥隊的
主場接受肯定,加拿大國家電影局(National Film Board of Canada)並拍攝了以溫哥
華朝日隊為主題的紀錄片「Sleeping Tigers: The Asahi Baseball Story」。兩年後,
他們再度入選英屬哥倫比亞省棒球名人堂。
2011年9月18日,在朝日隊最後一場比賽的70周年紀念日,一塊敘述這段歷史的匾牌在他
們最初的主場Powell街球場(現址為奧本海默公園)揭幕。
2014年時值溫哥華朝日隊成軍一百周年,由石井裕也導演,妻夫木聰、龜梨和也和宮崎葵
等人主演的「球場上的朝陽」也在溫哥華及日本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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