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 【改革篇】勞裁無用，不如聚力下一場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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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航罷工兩週年
【改革篇】勞裁無用，不如聚力下一場罷工？
文/龍建宇、吳玟嶸（《法律白話文》特約記者）
攝影/余志偉 吳逸驊
2018.6.22
近年各工會面對資方動作，常訴諸勞動部「不當勞動行為裁決」，部
分也得到「平反」；但裁決後，資方並沒有真的恢復勞工權益。勞裁
制度究竟出了什麼問題？能發揮什麼作用？當法律不是唯一解，工會
的下一步該怎麼走？
勞動部曾整理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後續狀況，截至2017年2月17日，不
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受理339件裁決案件，其中作成資方不當勞動
行為的案件共160件，而當中有53件，資方提起行政訴訟救濟。
若聚焦到華航，根據現有資料，自2012年起以華航為當事人的勞裁共
有15筆，其中有12筆認定構成不當勞動行為，其中華航有6件繼續上
訴行政法院、2件（實為潘家洛違法調職一案）至今沒有採取任何行
動（註）。
由此可見，政府原意是希望在訴訟之路外，有一個制度可以迅速回復
穩定勞資關係，但實際上卻因資方在裁決後會走行政上訴，或裁決結
果並沒有實質影響力，而難以有效率的保護工會，避免幹部受到訴訟
之苦。
究竟台灣的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制度有什麼問題，我們能夠怎麼改革？
面臨法律戰的工會幹部又應該如何團結會員，與資源龐大的雇主爭取
權益？
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制度出問題
我國的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制度主要參考美國與日本，在2011年實施時
，目的是使得勞工行政主管機關，可於第一時間發揮遏止資方侵害勞
方集體權利的行為，來保障工會的團結權。
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助理教授邱羽凡說，雖然資方對裁決結果再
提上訴救濟，看在工會眼裡，會覺得曠日費時，但是站在制度面來看
，並沒有辦法拒絕資方上訴救濟的權利；試想：如果今天是工會敗訴
了，難道工會不想要上訴救濟嗎？
「真正的問題，是沒有賦予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司法權』。我
們可以要求提高勞裁會的獨立性與專業性，同時賦予它司法權，如此
一來，勞裁決定就不需要法院核定，可以直接強制執行。」
邱羽凡說，當初推行裁決制度時，曾有是否該賦予司法權的辯論，但
當時並沒有採行。然而此制度實行7年下來，很多案例雇主並沒有遵
守裁決會所做出的決定，在這種國情下，可以重新思考有沒有賦予裁
決會制度司法權的必要性。
對於此點，中國文化大學法律學系教授邱駿彥也贊同要給予勞裁會司
法權，雖然日本並沒有。他解釋，日本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制度分為地
方勞動委員會、中央勞動委員會兩級，最後經過中央勞動委員會做出
的決定，敗訴方還可以到法院再訴訟。
但跟台灣不一樣的是，日本這兩個委員會如同台灣的國家通訊傳播委
員會（NCC）或公平交易委員會，是獨立編制，且層級都比現有的勞
裁會高，效力自然比台灣附屬在勞動部下強。
日本中央勞動委員會做出決定後，當事人就必須受其拘束，邱駿彥認
為，這種「準司法權」的救濟比我國勞裁制度來得有效率。而且經過
了兩級的檢驗，日本法院大多會支持委員會的見解，也因此大家其實
不太會再到法院訴訟。
邱駿彥分析，台灣情況是雇主覺得勞動部天生就偏袒勞方，所以針對
裁決結果，很多都會提起上訴；加上法院接受勞裁會的裁決比例也不
像日本那麼高，雇主覺得提訴訟有機會勝訴，才會再提起訴訟。
關於台灣的改革重點，邱駿彥認為應該是讓勞裁會具有獨立性，不要
再隸屬勞動部。而勞裁會的人選，必須經立法院通過，藉由多一點篩
選，讓其公正性被大家接受，提高資方接受勞裁制度的結果，也會讓
法院更支持勞裁會的裁決，降低資方上訴的意願。
委員會獨立後，有獨立經費，才有更多資源進行調查，或培育懂得勞
動法令的人才。此外，獨立機構做出來的裁決才能強制執行，有效解
決爭議。
那在制度沒有變革前，勞方還可以做什麼？邱羽凡建議，工會可以選
擇不要提裁決，直接走民事訴訟，到了民事法院可先聲請假處分，也
就是請求法院提供暫時性的救濟，先防止原告的權利因為訴訟拖太久
而受到侵害；例如要求華航暫時不解僱當事人、暫時不調職讓當事人
回到原本的工作崗位。之後如果工會勝訴，就會延續不解雇的狀態；
倘若工會敗訴，公司就會讓暫時的不解僱處分回復成解僱處分。
訴訟成本高昂該怎麼解決？
訴訟是一個會耗費金錢、時間與心力的活動，長期被困在訴訟中，工
會將難以維持運作。
實際上，工會幹部常因從事爭議行為如罷工，而受困訴訟之中，或者
工會會將勞資爭議訴諸訴訟。此時用來供應日常工會活動的會費，可
能不足以應付訴訟經費，若導致工會幹部必須自行面對訴訟，那將會
是很大的壓力。
邱駿彥回憶，中鋼工會曾與雇主爭執夜點費是否計入工資，當事件進
入訴訟時，他曾建議中鋼工會理事長把5年來退休的員工全找回來，
每人交一萬塊訴訟基金，一千多名員工就有一千多萬元，可以拿來請
律師打官司，「這樣子的費用相信對大家來講不算很大的負擔，拿來
當作運動基金，每一次每一次，慢慢的勞工也會學習到，想要吃什麼
果子就必須怎麼去摘，要有一些付出才會有收穫。」
他也提到，幹部會被資方打壓是因為他們替會員爭取權益，會員應該
站出來，透過參與工會活動來保護幹部。但或許是因為台灣的勞工意
識還沒有這麼成熟，所以才希望可透過臨時徵募的運動基金，舉辦更
多工會活動或支援訴訟，來解決這些問題。
「如果工會太仰賴司法制度，而不去動員會員參與工會活動的話，長
期來看，玩這些程序的成本，相對於雇主實在太高昂，」邱羽凡表示
，像是德國工會比較強，會費比較多，就能成立一個法律服務公司幫
會員免費訴訟。訴訟交給專業的法律公司，工會專心經營會員跟罷工
，專業分流。
她直言，工會不能期待法律解決所有爭議，在國外，很多權益都是靠
動員會員爭取來的。
工會運動再思考：法律不是唯一出路
邱駿彥也認為，不應該單純依靠法律來解決資方打壓工會幹部的問題
，適時的採用工會活動，若有足夠的支持時也能採取爭議行為，以爭
取社會支持、增加雇主壓力，才是比較好的做法。
工會在為會員爭取權益時，可以採取的工會活動十分多元，其中較為
和平的手段如發公文給資方、開記者會、進行各種勞資會議，較為激
烈的手段如怠工、示威抗議、發動消費者杯葛、佔領公眾場所等；此
外，工會也可以從事妨礙事業正常運作的爭議行為，如罷工。
爭議行為應該是勞方要採取的最後手段。舉例來說，要跟資方談判加
薪時，工會若能論述：勞工憑什麼要加薪？公司營運狀況如何？今年
生產多少、市價多少、賺的錢扣除人事成本後公司利潤多少，因此勞
工要求加薪並不為過......，若是這些協商手段都失敗，才走向爭議
行為。
「當決定要爭議行為時，工會幹部必須要想到這不是你自己的爭議行
為，後面還有一群人要跟著你，爭議行為一旦處理下去，大家是會變
成沒有薪水等狀況，所以一定要想盡辦法後才從事爭議行為，」邱駿
彥進一步提醒，在進行任何爭議行為或工會活動時，工會應該要讓受
影響的大眾理解你的訴求，並減少他們會受到的影響，民眾才有可能
支持工會的決定，「今天你們支持我，下次你需要罷工我支持你。」
當工會可以將公關做得更好，勞工的向心力才能凝聚、不會被分化。
工會的命運，會員決定
邱羽凡則提到，德國沒有《工會法》，德國對於工會的定義就是：如
果你沒有能力罷工的話，你沒有能力去取得工會的地位。工會重要的
任務就是罷工、動員，「工會幹部的任務並不是打訴訟，」邱羽凡說
道。
德國工會會員，平常上班時不會參與工會活動，但是當工會下命令要
罷工時，會員會很清楚知道，今天的工作就是罷工。 基本上，德國
勞工每個人都認知到自己一定有罷工需求，好比3年就要求調一次薪
，如果不罷工，就不會調薪；既然我有罷工的需求，那為什麼別人罷
工時我要有意見？
德國並沒有不當勞動裁決制度，因為他們工會、會員很強。當雇主打
壓工會，德國勞工知道自己將來還是需要工會、要動員，大家就會出
來向雇主進行抗爭、罷工等活動。
但是反觀台灣的工會會員，常常是「好喔我交會費，然後你們工會幹
部要好好去罷工喔」的態度。而工會幹部如果被打壓，就會去法院那
邊打訴訟。
「你工會的命運，怎麼會是交給法官來決定呢？應該是要會員自己出
來自己決定。雖然以前我當律師，但我從來不會直接建議人家去打訴
訟，」邱羽凡說。
2016年華航罷工後，確實帶來改變：更多受到不合理對待的勞工願意
站出來，而且團結之後爭取到了睽違已久的權益。但是，空服員的勞
動條件變好，工會幹部處境卻變差。
在台灣現行的法制下，訴諸法律途徑，仍然是資源多的資方佔優勢。
工會能量應該放在經營會員，讓勞工知道彼此命運息息相關，才是最
終爭取勞動權益最關鍵有效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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