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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與"文化"
王銘銘
英國。法國、德國人類學之間的差異，都經歷過費邊說的"時間的世俗化"和"時間
的自然化"。對於這些不同的國家來說，時間觀念的這兩個階段的轉變有共同的一面，
他們都意味著歐洲知識界的世界觀逐步從宗教的束縛中走出來，接著進人哲學人類學啟
蒙的境界，從哲學人類學啟蒙的境界再進人科學的境界。然而，在同一個思想史的轉變
過程中，三國的人類學卻發展出了自身的"國別特徵"。在同一個國家內部，學派和個人
觀點的差異廣泛存在。但是，這些學派和個人觀點的差異，沒有沖淡"國別特徵"。就英
國人類學來說，到19世紀中葉，學術敍事的結構已經被限定在一個時間序列的典範框架
內。當時的英國人類學家，大多試圖在他者與歐洲文化的"自我"之間尋找一條與"自然
史"的時間性相一致的線索。但20世紀前期，這一線索遭到了來自人類學內部的衝擊，
逐步退讓於他者與"自我"的空間分裂。功能論對進化論的拒絕，促使英國人類學更加注
重不同社會、不同文化共用的基本個人與社會需要。對於法國人類學人來說，他者與文
化的"自我"之間的時問差，一開始就被認為是不言自明的，而人類學家企圖尋找的，是
兩種生活時間形態之間的結構一致性與互補性。德國人類學則長期陷入文化差異的歷史
地理學論述，從地理科學的角度實踐著"時間的自然化"。
20世紀前期，西歐人類學的主要三國，圍繞著西歐近代史時間觀念的旋律，像交響
曲似的演奏著一種特殊的複調。就現代人類學派而言，英國人類學部分地接受了奧地利
的"文化"概念和法國的比較社會學，卻一貫表現出對文化和社會的"功能"關係的關注；
法國人類學部分接受了德國的"共同體"觀念，卻一貫表現出對具有倫理道德意義的"社
會"的關注；德國人類學部分地受其他地區民俗學的超國家"文化圈"觀念的影響，卻一
貫表現出對"大眾文化"和"文化史"的一致性的關注。到20世紀後半期，三國之間的人類
學交流越來越多了，即使是這樣還存在不同國家的人類學家對相互之間基於"國別特徵"
而展開的辯論。在論辯中，英國人類學家更通常表現出對"功能"的興趣，法國人類學人
家更通常表現出對"社會"的興趣，而德國人類學家更通常表現出對"歷史"的興趣。
"時間的世俗化"和"時間的自然化"，為英國。法國、德國一樣帶來了一種理性主義
的世界觀。然而，理性卻在這三個國家中得到了不同的闡述。在英國，啟蒙的理性集中
表述著制度與個人的"實利關係"；在法國，啟蒙的理性是一種"社會理性"，它集中論述
人與人之間構成"社會"所需要的"超越性"；在德國，啟蒙的理性，更多地關懷超越具體
的人的"歷史"的心路歷程。或許是這些差異解釋了西歐現代人類學學科理念的基本構成
。可是，若說西歐三國的人類學完全是在啟蒙的省悟中延伸出來的，便可能抹殺了西歐
人經歷的近代文明的進程所產生的潛移默化效果。儘管西歐的近代化有一個普遍的過程
，但在不同的國家近代化的過程中，潛在地受到人未意識到的因素的影響，從而也表現
出了不同的特徵。在中世紀向近代的轉變過程中，英國和法國兩國的中產階級獲得相對
較高的社會地位，因而能效法貴族社會的"高級生活方式"，並將之推向社會；德國的中
產階級在近代史的轉變中，地位相對較低，因而，相對更傾向于向"大眾文化"求取支持
，從而時常反對貴族社會與民間社會的文化區分，根據埃利亞斯（Norbert Elias）的
研究，西歐早期近代化的這種國別差異，導致西歐長期以來存在著"文明"與"文化"這兩
種觀念的矛盾。在我看來，西歐三國人類學之間的差異，與埃利亞斯闡述的"文明"與"
文化"的觀念差異有著至為深刻的歷史關係。
埃利亞斯敏銳地觀察到：
通過"文化"與"文明"這兩個概念所體現出來的民族意識是很不同的。德國人自豪地
談論著他們的"文化"，而法國人和英國人則自豪地聯想起他們的"文明"。儘管這兩種自
我意識有著很大的差別，大家卻都完全地。理所當然地把"文化"或"文明"作為了觀察和
評價人類世界這一整體的一種方式。德國人也許可以試著向法國人和英國人解釋他們所
謂的"文化"，但是他們無法表述那種特殊的民族傳統和經驗，那種對於他們來說這個詞
所包含的不言而喻的感情色彩。（埃利亞斯，1998 〔1976〕：65）
"文明"與"文化"這兩種觀念形態之間的區分具體表現在哪些方面？埃利亞斯指出，
它們之間大致而言有三個方面的不同。首先，在英法兩國，文明表現出西方進步乃至人
類進步所起的作用的一種驕傲之感，而在德國，文明僅僅意味著一種表面現象，表現民
族自尊感的是"文化"；其次，在英法兩國，"文明"被認為是一種廣泛存在於社會中、可
以用來形容政治。經濟、宗教、技術、道德的詞，而在德國，文化則主要指與這些事實
之外的、由人創造的特殊價值與特性；其二，對英法來說，"文明"指過程，而在德國，
"文化"指傾向。總的來看，"文明"指使各民族之間的差異程度減少的過程，而"文化"則
指這種差異的增大。因而，對於採用"文明"概念的英法兩國來說，文化差異的界限早已
確立，"文明"是消除這些界限的方法，而對於採用"文化"概念的德國來說，創建民族之
間的文化差異，正是使用"文化"這個概念本身要達到的目的（同上：61－63）。
埃利亞斯簡略提到，"文明"與"文化"概念在西歐民族學和人類學中佔有重要位置，
尤其注意到，正是"文化"這個概念讓德國民族學和人類學具有它自身的特徵（同上：65
）。可是，對"文明"和"文化"觀念與人類學之間的關係進行論述，並非是這位歷史社會
學家自認的使命，他所做的工作，更多的是為了服務於歐洲近代化進程的解釋。儘管如
此，我們不能認為埃利亞斯的這項論述，對於我們理解西歐人類學史的進程毫不相干。
埃利亞斯自己說，"文明"與"文化"的概念，既表達著特定民族的特定自我意識，又表達
著特定民族對於世界的特定看法。那麼，我們可以問：長期習慣于用"文明"來看自己和
看別人的英國民族和法國民族在構建自己的人類學時會有什麼表現？這些表現與習慣于
"文化"這個概念的德國民族之間，又有什麼不同？
將英國、法國人類學人與德國（德語）人類學來比較，我們看到，前者傾向於強調
對不同的文化進行的普遍論解釋，而後者從一開始就具備了文化相對主義的特徵。從一
定意義上講，英法的人類學均屬普遍主義的人類學，而德國人類學則屬於是強調文化差
異的相對主義的人類學。在展開普遍主義的解釋時，英國和法國的人類學家各有自己不
同的看法。例如，英國人類學更傾向于從時間序列意義上的"文明化"來解釋民族文化的
差異，或從文化創造的民族特性來解釋人或社會存在的基礎；法國人類學人則更傾向於
從社會存在--人與人、群體與群體。民族與民族之間的並存--的基礎來解釋人的普遍性
意義。德國的"文化史"，與這兩種做法全然不同，它似乎更強烈地呼喚著文化的地理界
限的出臺，更發自內心地期盼人類學研究能為一體的民族精神的自我意識提供理論依據
。這些差異，能充分解釋為什麼英國人類學的開端是進化論的人類學，法國人類學人的
開端是致力於"自然民族"與"文明民族"的比較社會學研究，德國人類學的開端是傳播論
的"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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