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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還:時無英雄
【聯合報╱王道還】 2011.10.20 02:58 am
每年十月上旬,諾貝爾獎「放榜」,是吸引全球媒體的盛事。有些國際通訊社如湯姆森
路透,甚至有專職的研究人員從事預測。反正無論摃龜與否,都算新聞。今年十月一日
的周末,正值放榜前夕,路透循例發布應景特稿,受到國內媒體的注意。因為路透的分
析師潘道貝里說:「廿世紀上半葉,英、德、法三國主宰了科學界。二次大戰後,美國
崛起成為世界領袖。如今我相信,我們將開始見到亞洲的諾貝爾獎得主和歐美國家一樣
多。」
這位分析師究竟是何方神聖?根據這篇特稿,他「二○○二年以來,準確預測了十位諾
獎得主」。那又怎樣!二○○二年到去年,共有六十七人得到諾貝爾獎的科學獎項。也
就是說,分析師潘道貝里的預測,成功率不到百分之十五。難怪今年他點名的六個人,
無一上榜。
不過,潘道貝里絕不會難為情,因為這是非戰之罪。他的預測來自引文分析的結果。這
種分析的基本假設是:越受重視的研究成果,受徵引的次數越多。然而,這樣產生的世
界科學英雄榜,排名難分高下的頂尖高手超過一千人,想在其中進一步披沙揀金,未免
強人所難。
其實這個現象反映了科學這一行的古今之變。設立諾貝爾獎的諾貝爾先生,是徹頭徹尾
的十九世紀人。那時科學還算不上職業;只有極少數人能靠「科學研究」領養家活口的
薪水。現代職業科學家是廿世紀的產物。
科學史上最偉大的三位科學家:牛頓、達爾文、愛因斯坦,與今日的職業科學家毫無相
似之處。牛頓是劍橋大學教授,但是十七世紀的劍橋大學教授與今日的完全不同:學校
供食宿以及微薄的薪水,可沒有研究經費。牛頓可以切磋論學的同事,整個歐洲都沒幾
個。此外,他做研究出自興趣,沒有必要發表成果。牛頓四十五歲發表以萬有引力解釋
太陽系運行的巨著,是比他年輕十四歲的小朋友催生的。
十九世紀的達爾文一生沒領過薪水,靠家產做研究。愛因斯坦是廿世紀最家喻戶曉的科
學家。可是他大學畢業後,得不到深造的機會;為了生活,幹了兩年流浪家教,再進瑞
士專利局,下班後才做研究。一九○五年他完成五篇論文,包括後來得到諾貝爾獎的量
子論文、博士論文,以及第一、二篇狹義相對論論文,全是業餘產品。
俱往矣。如今科學不只是正當職業,還被宣傳成國家競爭的工具,參與科學研究的人數
史無前例。結果卻是:里程碑式的研究成果越來越少,科學的國家戰略地位越來越可疑
,科學社群變成了爭奪國家預算的利益團體。
在這種情況下,亞洲的諾貝爾獎得主就算增加了,又有什麼意義?何況潘道貝里只不過
是隨著歐美的中國熱起鬨。現實冷酷多了。
不談美國,就比較英國與日本罷。英國人口是日本的一半,政府投入的科研經費比日本
差得更多。可是自兩千年以來,英國獲得了十個諾貝爾科學獎。日本也獲得十個,但是
其中三人的獲獎成果是在美國完成的。不過這樣的比較仍嫌膚淺。
須知東亞國家高中生進大學主修科學的比例全球第一。這麼多人犧牲志趣、浪費青春,
是國家發展的危機,不會是創造願景的資本。
(作者是生物人類學者,任職於中研院史語所)
【2011/10/20 聯合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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